从记事起母亲就经常念叨，咱家院里的枣树和你同岁。
因为母亲的念叨，从小我就对院里的枣树有种特别亲切感，总觉得只有自家树的品种最好，结出的枣最好吃、最金贵，舍不得给外人吃。
特别腻歪来串门的大人或调皮的小孩儿在树上摘枣吃起来没完。这时的母亲，不但不拦着，还小跑着从屋里搬出凳子：“快站在凳子上摘，多摘点！”
小时候总是生气母亲的傻大方，不把自家枣当回事，那次因为母亲摘了一把枣送给路过我家门前的一个外号叫“傻子”的小孩儿，我还和母亲发了一顿火。后来在渐渐长大中才体会出，母亲看待自家树自家枣的价值，其实要比我重得太多太多。
那年，我去几千里外上中专。母亲想得受不了，就让父亲陪着来学校看我。
一进门的母亲，双手提着一个大提包，歪斜着身子近乎在地上拖着提包走；旁边的父亲，一手扛抱着圆滚滚的大号蛇皮口袋，里面是母亲新做的一套被褥，一手提着比母亲提包略小些的旅行包，里面是我在家时穿的所有衣服。
打开母亲的大提包，除了提前捎来的过冬棉袄棉裤，提包里满满的都是枣，怪不得那么沉呢！
想到父母提着扛着抱着大包小包，到村头挤上五六点钟的仅有一辆班车，站一个多钟头到沧州，又排队买火车票，再在挤得落不下脚的车厢里站五六个钟头，才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想到捎来的这些当时我看来毫无价值的东西，我又心疼他们的周转劳顿又生气母亲的瞎操心，忍不住埋怨母亲：“费那么大劲，倒腾那么多枣来，吃得上吗？”
母亲解释道：“我寻思要是捎得少了，你们班里好几十个同学、再加上老师们哪里够吃啊？”在母亲所能提得动的最大重量中，一半是关系儿子冷暖的被子衣服，另一半就是为了让儿子能得到老师同学们更多照顾的自家枣。
那年，我从苦海沿边调到了城里。
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回家，母亲问起在新单位的工作情况，突然像是想起了很重要的事：“正好树上的枣红了，多摘些没黵儿的给你们领导带去吧！和领导搞好关系，好不容易调上来，别再裁下去。”我对母亲的想法感到可笑，怎么会裁下去呢？再说领导怎么会稀罕几把枣？
第二天天刚亮，我被哗啦哗啦的声音吵醒，母亲正在外屋里将篮子里的枣倒进大笸箩里，翻捡着个大没坏的，一把把放进旁边的蛇皮口袋里。
看着笸箩边已有大半袋子的枣，我被母亲气乐了：“这是让我去卖枣吗？领导吃得了那么多吗？”母亲又将手中的一把枣放进袋子，随后双手提起袋子来掂掂分量，有些左右为难：“你觉得够了吗？我又怕太多了你提着费劲。”在犹豫中又一把一把地捡了好一会儿，母亲自己觉得够多了，又问我：“要不我把枣洗洗擦擦吧？领导别再嫌脏。”
那些枣是母亲一个一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没有沾上地上的一丝土，笸箩是平常晾面粉用的，蛇皮口袋也是经过反复洗刷的，在装枣的袋子下面的地上又垫了一个同样干净的袋子；母亲那一刻对干净的苛求，让我想到了只有在过年上供前洗刷案板菜刀时母亲才有的那种带着虔诚的干净。
直到上了班车关上门的那一刻，母亲不放心的声音还在那条闭塞着母亲传统思想的村路上遥送：“下了车千万马上送去，待时间长了枣就不脆了。”在母亲眼里，领导是决定儿子前途的大人物，这些枣是作为一个既没人又没钱什么能耐也没有的土庄稼人所能拿得出手的唯一稀罕物——自家树上的，干净放心；清晨现摘的，又脆又甜。
一年又一年，傻得让人生气又让人心疼的母亲，把自认为稀罕物的自家枣，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把最大最好的，送给与她居住在同一个村庄、将来儿子可能也要回去养老的那个村庄的老邻旧居，送给影响着儿子前途命运的重要人物，实心实意，毫无保留。
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母亲不再在枣红的时候一簸箕一簸箕地端着送给这家那家，不再在我回老家的时候非要逼着我把半袋子半袋子的枣送给这个亲戚那个领导——
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的母亲，在腰疼腿麻手麻的病痛里，已无力爬上矮矮的偏房去摘枣；
可能是因为那棵枣树过多透支了全部精力，过早老朽的枝干已无力将所剩无几的养分输送到枝头摇晃的希望、无力抵抗虫害杂病，青枣还未变红就已蔫皱，红枣还未红透就已烂软落地，母亲再也挑不出可以拿得出手的好枣；
更可能是因为母亲终于知道，再大的一颗枣、再沉的一袋枣，在小村外的那个世界里分量也是越来越轻，似母亲愈来愈觉自己老弱无用的失落。
直到有一年，我带着儿子回老家，小家伙站在枣树下早已废弃的小拉车上扬起小手够枣、我帮儿子摘枣的时候，正被母亲看见，母亲像是终于再次看到了那棵经历了绳勒驴啃锯斧虫蛀无数劫难、用残存的几根垂垂老枝勉强支撑着一个树冠形状的枣树价值，赶紧喊来父亲，将树上所有可以够到的枣都打下来，最后所能捡出来可以吃的，不过是浅浅的半篮子，母亲统统倒进孩子装衣服的旅行袋里。
我领着儿子回城的那条小路上，再次遥送的，依然是与多少年前那样相似却又有着不一样牵挂的声音：“回去给孩子蒸着吃，别让他生吃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