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末明初山东地区人民惨遭杀害的传说故事丰富多彩，而真正有史料记载的却不多。至正十七年（1357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刘福通作出兵分三路北伐的重大决策：东路军以毛贵为主力，占领山东，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包围；为减轻东、中路军的压力，又组织西路军进攻陕西。毛贵所部很快占领山东大部分州县，并在益都设行中书省，当年春，攻陷滨州，此为元末滨州首次战祸。元军及地方武装残酷地镇压起义军，混战中当地百姓大量流亡。十年后的1367年秋，战火再燃，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伐，迅速占领山东，直逼大都。次年（1368年），明朝建立。自1357年初至1368年底的十二年间，山东地区处于南北割据的边缘地带，滨州一带属元朝京城大都的门户，更是兵祸不断，连年的战争，滨州遍历兵灾战火，人多流亡，地多荒芜，一派“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惨景象。《滨州市地名志》引自淄博市张店《朱氏族谱》的资料，描述了当时这一带经过战争蹂躏后的情形：“当洪武初年元明之争，民心未定，南之势强，民则服南而逆北；北之势胜，民则顺北而逆南，反复屡次灾祸大事。明将遇春统领万军平吞山左，老幼死于荒郊，如群众之遇狼虎；丁壮窜于别省，若众鸟之避鹰鹯，履迹千里，不拾遗金，剪草除根，施严令者百余次，杀人者受赏，纵兵燹者十二年，到处井湮木刊，庄村尽为荒郊，偏疆土旷人稀，田亩皆成草菜，通观六府九州一百八县之地，牛羊讫从不见，鸡犬之声莫闻，寥寥然俱成空区，糜有孑遗矣。”也就是说，处于拉锯战中间地带的山东地区，遭受到元军和起义军、明军的多重屠杀。
明朝初年，天下刚刚平定，政府便大规模从内地向滨海和人烟稀少的地区移民。根据当地大量族谱记载，滨州一带居民多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迁来。其实，移民并非全是洪洞或者枣强居民，洪洞、枣强不过是一处移民集散地而已。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集散地出发的移民，沿赴北京大路至枣强另行分发，由此北去者充实北部人口较少的地区，由此南下者至山东北部。滨州市滨城区现有村庄中的约70%属明朝初年的移民村，而这其中的约50%又为洪武二年从河北枣强迁来移民的村子。在这次由明政府首次统一组织的移民中，杜氏始祖杜雄飞随移民队伍由河北枣强迁来滨州城内北街落户。
此时的滨州满目疮痍，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咸丰版《滨州志》有诗曰：“滨州风景异，四望少人烟。野佃全无舍，荒城半是田。民贫偏苦雨，地卤更艰鲜。何必论饥馑，丰年亦可怜。”根据统一的政策，官府分给每户15亩地种粮食，另外给2亩蔬菜地，免3年租税，如果有能力耕种，并不受亩数限制，官府鼓励多开垦荒地，谁耕种就归谁所有。另外，官府还酌量供给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必备物品。
杜雄飞落户在滨州城内北街后，在政府的组织下，找一处废旧的屋子安顿下来就投入到生产中。分配给滨州杜家的耕地在城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耕农生活规律而单调。杜雄飞是一个勤快又非常有头脑的人，除去耕种官府规定的田亩外，他额外耕种了大片的土地，还利用居住在城内的优势，在知州衙门西邻做了点小买卖，农闲时节，挣些零用，贴补生活。
总之，落户滨州后的杜雄飞，经过拼搏，几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一担子家当的贫困生活，属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杜雄飞有1个儿子杜榆，有2个孙子杜钟和杜镛。杜钟到今天的广饶县唐头莹王从事商业活动，从此落户在那里，繁衍生息到今天，形成了超过8000人口的大族。杜镛留在滨州，有3个儿子，即杜雄飞的3个曾孙，是滨州杜家的三宗，这个时期，滨州杜家开始具有社会影响，标志是杜雄飞最小的曾孙杜景和被记入滨州的地方志，青史有名。杜雄飞在滨州有12个玄孙，是滨州杜家的十二支，时间在1500年左右，即杜雄飞落户滨州百年之后，其后代儿孙满堂，经济富裕，12个玄孙中有3个秀才，其中杜纶还被选拔为贡生到国子监学习，任文安县丞，职级正八品，是滨州杜家第一个出仕为官者。滨州杜家俨然名门大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