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传奇《莺莺传》问世以后，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就引人关注，影响深远。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说唱形式重新演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以戏剧形式将此故事搬上舞台。
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西厢记》跨越时空的发展,更富有魅力。
“西厢”故事的本源
唐朝有一个诗人，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他一边留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深情绝唱，一边沾花惹草写下《莺莺传》这样的“忏悔录”。
《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它就是“西厢”故事的本源。其大致内容是书生张生在普救寺偶遇远房姨母，帮助崔家免受兵灾。姨母非常感谢张生的恩情设宴款待。由此，张生与莺莺初相见，年仅17岁的表妹“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生一见倾心，愿致其情。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最终花好月圆。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中，对表妹变了心。后来莺莺另嫁他人，不再与张生相见，从此长诀别。
这部小说，虽然是以悲剧告终，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十分细腻动人。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元稹的《莺莺传》的艺术成就在唐传奇里不能算最高，但影响特别大。
董解元对《莺莺传》的继承
《莺莺传》里张生始乱终弃的情节，莺莺从守礼到违礼的突破，遭遇抛弃哀而不伤的情结，更加映照出张生的轻薄失礼。所以，这样的轻薄男人和荒谬的女人“祸水论”，注定要被世人打压。只有张生的形象经过脱胎换骨重新书写，《莺莺传》的故事才可以更具生命力。
这个时候董解元就以极大的气魄将《莺莺传》重新改编，把一个令人感到伤感的故事蜕变成了一段爱情佳话。董解元笔下的张生是一个痴情种，他就算借钱也要给莺莺购买定情信物。诸宫调中的莺莺，也与《莺莺传》里有了明显改进。莺莺在与张生的爱情互动上更加富有情趣，缠绵动人而不是只有闺阁女子的内向。
《董西厢》以“趁了文君深愿，酬了相如素志”为宗旨，写男女双方均坚贞不渝，深爱对方，最终以两人私奔而最终获得团圆。维护了封建礼教及“女人祸水论”的陈腐说法，歌颂了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不屈不挠的勇气，谴责了阻碍自由恋爱的封建思想。
王实甫对《西厢记》的升华
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时代，“西厢”故事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王实甫以大胆的心态，打破常规，重新阐述了故事的内涵，写出来不朽的元杂剧——《西厢记》。
王实甫的《西厢记》全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将说唱转化为戏剧，既吸收了《董西厢》的创造经验，又做到了对其的超越。
《王西厢》在配置新的故事中，王实甫重构戏剧情境，强化了人物互动关系，加强了戏剧冲突。把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郑恒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即进步与保守、追求自由爱情与维护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
《王西厢》语言锤炼优美而又生动典雅，提炼活泼的民间口语又加入古典诗词入曲。在人物塑造上，“站在董解元的肩膀上”更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张生痴情、莺莺深情、红娘风趣泼辣……人物性格的调动，不仅使人物形象有所改观，更加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呈现出来真挚爱情的力量，以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有人说《西厢记》的演变就是渣男到完美爱情的演变，从“还君明珠双泪垂”到“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婚恋观的变化。
其实并不全面，在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中国戏曲走向进步的表现。从原始巫优表演到汉魏角抵戏；从隋唐歌舞戏到永嘉杂剧；从诸宫调到元杂剧。中国戏剧由萌芽状态一步步走向了元杂剧的繁荣，在“西厢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戏剧发展的缩影。
正如王国维所说：“元曲之佳何处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元代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元代戏剧也以其“自然酣畅”之感给人以淋漓尽致的视觉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