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不觉得到永红半个月了。
期间，我们到栗木街上买回了畚箕刮子箩筐镰刀等农具，还买了锅碗瓢之类的炊具，便不再在社员家里搭伙，而是自己开伙了。
一切都逐渐转入正常的生产生活。每天早上队长的哨子一吹响，我们便和社员们一道出工干活。正值双抢，主要农活就是扯秧插秧耘田和割禾，有时也种点诸如红薯花生之类的经济作物。
一段时间后，我们才知道这农民不那么好当。那诗句般的“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康概言辞，真正舞弄起来却不是个滋味。
虽说我们这些矿山子弟在家时都干过家务活，也干过上山砍柴这种较重的体力活。读中学时亦工厂学过工，到附近农村去学过农，扯秧插田割禾之类的农活都干过。但那时毕竟是学生娃，说得好听点也就是在搞耍子。而现在将出工做农活和社员们一样挣工分，当成搞饭吃的事情来做，那可不是搞耍子了。
别的不说，七月酷暑，就是叫你一连几天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站几个个钟头就让你要猫命。体质稍欠火的便会中暑晕倒什么的，更不用说干活了。而每天我们10来个钟头都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扯秧插田，顶着烈日割禾，把打谷机踩得轰轰作响。于是累得腰酸腿疼，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回到住处还得烧火做饭煮菜。
不几天，我们原来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肩上背部竟然还脱皮，脱皮处火辣辣的灼痛。几个女青年常常将润滑霜搽个不停，但也无济于事。更有趣的是，一连割了几天禾，湘萍几个女青年竟然天天虔诚地盼着第二天下雨，最好是乌天黑地电闪雷鸣下大雨，何故盼下雨？因下大雨说不定不用出工，即使出工也不能割禾，大多在室内干，显然比割禾轻松得多。
然而我们毕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来之前脑子里就装满了“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之类诸多革命的大道理，似乎早有思想准备，再苦再累也死硬地撑着。有时还苦中作乐，哼上几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之类时兴句子，来点精神慰藉。
到永红后，我们满以为队里要为我们召开一个欢迎大会，将我们一一介绍给社员认识，并在会在会上作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但我们来到永红多天后一直没见动静，队长对我们的到来似乎没怎么当一回事，这多少让我们心里有点不平衡。
倒是队长的记忆力好像具有特异功能，每二天早上派工时就能喊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且后来从未喊错过。于是我们只能每天听着队长的哨子出工收工。
（图为杨家堂屋，生产队政治文化中心，社员大会在堂屋召开）
直到半个多月后，一天割禾即将收工时，队长扯着嗓子大喊了几句，晚上洗完凉脚后开会。
收工时已是傍晚6点多钟。干了一天活，累得五老爷认不得六老爷，早想搞完夜饭洗了澡躺在床上挺尸了，哪个还感兴趣开什么鸟会！但毕竟是插队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我们不敢慢待，没一个知青敢请假缺席，我还郑重其事地带上钢笔和笔记本，准备做记录。
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会场时，已是八点多钟。我们还以为迟到了，没想到还是到得早的几位。
会议在村里的杨家老屋开。这是村里最大的一间老屋。老屋墙上，用红颜色书写着“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说是老屋，因村子年代不长，故这老屋亦不过是几十年历史，老屋的建筑极普通平凡，全为土泥冲墙，没有青砖。大门的门柱和门梁也极为普通，屋面上也没有龙凤走兽之类的飞檐歇山，室内亦无雕花窗格，一看就是解放后的建筑。
由大门进，便是一个天井，两边是厢房，有厨房和住房，里间是个大堂屋，堂屋两边各有一扇门，通向其他的住屋。别小看这间普通平凡破旧的老屋，它可谓是我们村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我们在永红的两年时光里，村里几乎所有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在这里作出。杨家老屋可以称之为我们永红一队的“人民大会堂”。
我们进来时，只见堂屋正上方悬挂着一盏老式汽灯。这种汽灯比我们点的煤油灯大，其亮度也大好几十倍。队长坐在堂屋前面中间的一张八仙桌旁，那处大概就是会议的主席台了。队长手上夹着一支喇叭筒烟，正在那里吞云吐雾，并用两只黑而亮的大眼扫视着大门口，观察来开会的社员。
队长见我们进来，用眼光示意我们找地方坐下。堂屋门边分别坐着政治队长老真叔和贫协主席杨娃仔。两人亦招呼我们坐。还有几个社员东一个西一个的坐在那里刮聊天抽烟。因他们都抽着喇叭筒旱烟，这种烟烟雾大又呛人，堂屋里在灰暗的灯光下更是乌烟瘴气，几个女青年大约有点受不住，赶紧撤到大门边重新坐下。
直到近九点钟，队长突然朝堂屋两边的门大喊两声“开会了！”说来也怪，队长的话音刚落，便陆续有社员由两边走了出来。原来，这些人早来了，因见未曾开会，便在旁边的屋里刮聊天。
队长用眼光将整个堂屋扫了一遍，像是在清点人数。大概他看到该到会的人都到了，于是将喇叭筒掐灭，清了清嗓子道“现在开会了”。奇怪的是，队长嗓音不大，却特别有威力，此前还叽叽喳喳地吵杂声顿时静了下来。
（左边一间原为栗木道班房子，刚来时我们四个男知青集体住此。）
队长讲话了，自然，他首先得将我们几位插队青年介绍一下。然而没想到，他的几句简单介绍，让我们颇有些难堪。他说，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我们开会，多了几个人，就是多了几个插队青年，其实社员们早就认得了。要是讲硬的，我也不指望他们坐在这里，可是没办法，现在是这个形势，上面硬要下来，我在公社推了几次推不脱。他们硬讲我们队分值高，还想多几个下来，我真的火毛了，才推脱了几个。
我们听队长这样一讲，脑袋都“嗡”了一下，天啊！我们上山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这么神圣的事情，队长竟然讲是迫于形势“压”下来的，我们似乎受到莫大的侮辱，但此时谁也不敢发作。
队长说到这，又燃起喇叭烟，喷着浓浓的烟雾道，“话又讲回来，既然来了，我们没得办法，你们也没得办法，哪个愿放着在矿山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我们这里受穷受累。来了就来了，来了就好好干！来这里是要搞饭吃的，干不好就挨饿肚拐。在农村就是要干活，只有把活干好了，比死马都强，其他什么都是狗掰的！”队长的话虽然粗鲁，还有点实在，对我们也还多少有点同情和安慰。
接下去，队长不再说我们插队青年，而是主要讲生产上的事情。
他说，“双抢马上就要搞完了，今年我再想多种点冬豆蚕豆之类的经济作物，把所有的空闲地都种上，莫让一块地丢荒，上头限制不给种那么多，要求大种微菜，说是肥料多明年好粮食大增产，我理他个球。我是刘三姐唱的三歌，讲眼前。”
说到这，队长用他那锐利的眼光扫了一下，道“我有言在先，我讲要种这些经济作物，哪个也再莫到上头克乱讲，哪个讲了让我晓得了，我操他祖宗三代！”
队长安排完生产，便开始 “开屌杆”。他说“老四仔，你也莫整天卵大皮粗的了！你用得那条牛，也心痛点，莫一用完牛就赶回栏里头，你赶它到沟边滚滚水，给它吃点草，回迟点，莫过就死得人了！还有水牯子你们几个，我就不一个个点名了，一搞起事情来就屎尿特别多！搞事情连女人家都赶不上，年底评工分时又喊猴卵的！下次再给我看到三尺扯不出两寸长的，你们莫怪我事先没讲过！”
队长满口粗痞话，大大咧咧地骂了一通。奇怪的是，挨骂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敢顶嘴。而且，第一个挨他屌杠的老四仔就是队长的同胞老弟。队长为了搞好生产，对亲属如此铁面无私，颇让人钦佩。
后来我们才知道，队长因文化不高，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当时他已四十多岁，一直讨不上老婆还是个老光棍，故而说话粗鲁。他肚拐里没得弯弯，什么事情都是一根肠子通屁眼直来直去。但他搞事情舍得死，脑瓜子灵，且办事公道。这几年当队长后，把原来靠借米过日子的生产队搞上来了，大多人还是很服他。队长在村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村里没有一个人不拍他，他在队里讲话就是圣旨。
队长骂完人，又燃起支喇叭筒，干咳了两声，说“这段时间双抢，社员同志们也搞得蛮辣火，我也没有多余的屁放了，散会！”
“散会了？！”我们几位都还没醒龙。因在矿山，我们多少也参加过一些会议。主要领导讲完话后，一般要征询下其他领导，看是否还有什么补充，或是让与会者议一议，讨论一下。这队长倒好，傍边还坐着政治队长老真叔，贫协主席杨娃仔，妇女队长四婶，也还有会计出纳等干部，队长不仅没有询问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好像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就宣布散会了。
那几个干部也屁都没放一个，各自抽起屁股下的凳子准备“豪乖”了。
呵呵，这就是我们参加的第一次社员会！
这简直就是队长的“独言堂”！会议开了不到一个钟头，队长骂人骂了10多分钟，安排生产20多分钟。会议开得可谓干净利落紧凑。当时我们还颇为担心，社员同志们会“听叫叫”吗？这队长的“圣旨”他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
（此为一个水塘，是村上最美的风景。）
（图片来自网上，忱谢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