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中部的奉天街，南起南关路、顺通路和风雨坛街三条街路交叉口，北至友好街，长3225米，宽40米，按照城市规划，此地于1988年命名为奉天街，1990年始建，全线分期、分段建成，2000年竣工。别看奉天街很年轻，奉天街的名字可是大有来头。
“奉天”二字的本意是遵从天意，指的是皇帝受命于天。秦代以前的天子一般只用奉天来解释天命所归，秦代以后的皇帝都爱学靠“水德”得天下那般承运，于是后来的皇帝都当上“奉天承运”的皇帝了。而把“奉天承运”用在诏书上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把规模最大的朝会大殿取名为“奉天殿”，把手拿的玉圭也刻上了“奉天法祖”，还在颁发的诏书前面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导致清朝皇帝发诏书也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大字，直到辛亥革命宣统皇帝退位才结束。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以“奉天承运”之意，沈阳设置了奉天府，这也是沈阳又名“奉天”的由来。1907年，清廷改东北地区的军府制为行省制，裁撤盛京将军，设奉天省。1929年，张学良将“奉天省”改称为“辽宁省”，意为“辽河两岸永远安宁”。无论是沈阳市还是辽宁省，都跟“奉天”二字有解不开的缘分，专门设置一条以此命名的街路便理所应当了。
关于奉天、奉天府、奉天街，前文已经交代清楚，此处不再赘述。不过，在奉天街还不叫奉天街的时候，奉天街位置上的一座建筑实实在在地奉“天”而建，它就是清雍正年间按雍正皇帝旨意建造的大名鼎鼎的贤王祠。《盛京通志》记载：“贤王祠，初名怡贤亲王祠，雍正十二年建。正宇五楹，配庑各三楹，大门三楹，耳房四楹，仪门一楹，碑亭一座，左右门各一楹，皆为琉璃瓦顶。”
清康熙年间“九子夺嫡”的故事很是盛行。儿子多，一个比一个有心眼儿：要是在穷苦人家，这家就发达了；要是在帝王之家，这家就乱了套了。再加上康熙之前几位立储之后引出的各种祸乱，吓得雍正不敢立储，从他往后都是秘密立储，传位诏书就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按照这种一朝被蛇咬的心态，雍正该对所有的兄弟都不放心才对，但是唯有十三阿哥胤祥，则让雍正十分放心。
爱新觉罗·胤祥是康熙第十三子，生母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死得早，他被送到雍正的母亲德妃处抚养，没想到因此他与雍正的关系比雍正与同母亲生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的关系好得多。善骑射、有见地、能文善诗的胤祥在12～22岁期间非常受宠，这十年间康熙每次出巡必带他随行，六下江南就带了他4次，前两次没带是因为他没到12岁，岁数太小。出巡是如此，平时在宫里的恩宠更是不胜枚举。没想到的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即公元1708年“一废太子事件”中，22岁的胤祥突然失宠，被圈禁在宗人府关了一年多。此后一直到康熙驾崩，他都没有再接近过权力中心。关于失宠原因，民间向来传说众多，有一种说法是胤祥为四哥胤禛顶包，承担了夺嫡过程中的责任。此事虽然不可考，但是后来胤禛对他好是清楚可查的。康熙一死，雍正就把他封为和硕怡亲王，让他总管户部，兼任军机处领头的军机大臣，还主管内务府造大炮，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雍正长期居住在圆明园，这就是最贴身的亲兵），主持审理大案要案，又全身心治理水患。可以说，雍正朝最重要最关键的钱袋子、枪杆子，包括工程建设、宗教事务、刑事诉讼等事项中，都有他忙前忙后的身影，结果造成他积劳成疾，而他的身体本就不好，腿疾一发作就很严重，在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病逝，享年44岁。他死之后，雍正极为伤心，为他“辍朝三日，素服三月”，让这位为国操劳、付出巨大的“柱石贤弟”“配享太庙”，封为“铁帽子王”，还可以世袭罔替，谥号为“贤”，在“贤”字前面还加了“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本来雍正登基以后把所有兄弟名字里的“胤”全改成了“允”，在“允祥”病逝以后，雍正竟然把“胤”赐还给他，“允祥”又变回了“胤样”，这是有清一代不避皇帝讳的唯一特例，其受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公而忘私；视国如家，朕深知王德，觉此八字，无一毫过量之词。在朝诸臣，于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直诚廉则未能轻许。期咸砥砺，以副朕望。”这是胤祥生前雍正对他的评价。这些好评，再加上谥号、赏赐以及延及子孙的福利待遇，都不足以表达雍正强烈的情感，于是胤祥死后没多久，他在王府井的那座宅子就被改成了贤良寺，儿子弘晓带着全家搬到了朝阳门的新宅。据《宸垣识略》（卷五）记载：“贤良寺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建。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赐名贤良。乾隆二十年移建于冰盏胡同。”移建后的寺庙，规模虽然缩小，但名气依然很大，据说李鸿章进京的时候还住过这座寺。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记载：“白家甿等十三村民请建祠，允之。拨官地三十余顷为祭田，免租赋。命更定园寝之制，视常例有加。又命未殡，月赐祭；小祥及殡，视大祭礼赐祭；三年后，岁赐祭。皆特恩，不为例。乾隆中，祀盛京贤王祠。命王爵世袭。”村民给胤祥建祠堂的“白家甿”就是现在西山的白家疃，那里有一座胤祥的别墅，别墅现在已经改成了白家疃小学，但是部分保存下来的建筑上依然写着“怡贤亲王祠”的字样。除了北京的这座祠堂之外，本书开篇提到的《盛京通志》记载，雍正十二年在盛京建造了“怡贤亲王祠”。
盛京的“怡贤亲王祠”规格很高，每年照例要在春秋仲月择吉日致祭，由盛京将军承祭，祭品用少牢一，果品五盘，每位前用帛一、爵一，可以说胤祥算是享尽哀荣了。到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5年，乾隆第二次东巡，想到盛京为清朝的龙兴重地，应该给那些为了清朝占领天下抛头颅洒热血的诸王颂扬一下功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祠堂表达纪念，但是最后并没有新建。他下了一道旨意，把配享太庙的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礼烈亲王（代善）、饶余贝勒（阿巴泰）、郑献亲王（济尔哈朗）、颖毅亲王（萨哈廉）都请入“怡贤亲王祠”与怡贤亲王（胤祥）一并祠祀。本来是胤祥一个人的房子，结果一下子搬进来一堆他的爷爷辈、太爷爷辈、太太爷爷辈，也不知道胤祥做何感想。乾隆四十三年，即公元1778年，又把睿忠亲王（多尔衮）、豫通亲王（多铎）、克勤郡王（岳托）都请入祠中祭祀。
贤王祠早就已经被拆没了，拆它那会儿，奉天街还没有影儿呢，只有断断续续的一段一段的小胡同。建贤王祠的时候是奉“天”之意，拆贤王祠的时候又是奉何之意？天意乎？危房乎？《文中子·事君》说：“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诚不欺我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