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们的父辈从镜头角度评析

作者简介：

曾一果，男，江苏盱眙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李一溪，女，山西大同人，暨南大学广播电视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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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果教授

张英进教授曾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大决战》《国歌》《红樱桃》《黄河绝恋》等诗史战争片已经有一种“对主流的回归”现象，导演吴子牛就已经将其执导的影片《国歌》（1999年）自称为“新型的主流电影”，而在那之后的《建国大业》《建党大业》《建军大业》等让“新主流电影”的概念得到广泛认可。“新主流电影”的特点是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强调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同时注重电影的商业和艺术价值。张英进以《黄河绝恋》为例，讨论了“新主流电影”是如何“在政治正确性、高度艺术价值和积极追逐商业利润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1]

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和《我和我的父辈》（2021）等国庆“献礼片”在消费市场需求与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双重需要下，通过新颖的题材选择、生动的内容叙事和多样化的镜头呈现，不断丰富“新主流电影”的内涵，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本文即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例，从电影叙事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其如何通过以4个“集锦式”故事片段组成“我和我的父辈”故事，每个单元片段又均以“代际关系”展开叙事，从而再现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前赴后继、努力拼搏的感人故事和时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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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锦式结构和线性叙事的结合

使用集锦式叙事的电影可被称为“集锦式电影”，又叫做“拼盘电影”，它并不是主流形态电影，而是指一部时长篇幅上相当于普通剧情长片，“主要是指在一部影片的篇幅内包含若干个由不同创作团队完成的独立单元，各单元之间或存在某种共性的联系（比如主题、形式风格等），或仅仅是因为外部原因被集合在一起，在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缺乏甚至没有逻辑关系。”[2]“集锦式电影”一般区别于普通的商业片，由不同的创作、制作班底合作而成，故事丰富、拍摄、制作周期短。

最著名的集锦式电影有《十分钟年华老去》，邀请了十五名世界级电影大师各拍十分钟，串联成一部一百五十分钟的电影，分为大提琴篇与小号篇，展现了当代世界电影的最高艺术水准；《巴黎，我爱你》围绕巴黎二十个区展开了十八个小故事，由22位导演拍摄，一百二十分钟，将发生于巴黎的所有感情娓娓道来；中国台湾“集锦式电影”《10+10》由台湾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发起，20位台湾老中青导演合作，制作成了一部融合各种风格、展现台湾风貌的“集锦式电影”，是台湾电影同观众在恰当时间和节点上的黄金约定。

因此“集锦式电影”通常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和纪念意义，是基于特定事件（重要的节日、庆典和活动等）而产生。“集锦式”故事彼此独立又互为支撑，不同导演的拍摄和叙事均带有各自特点，这能让影像的镜头叙事和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多元。

近年来，这种“集锦式电影”也在内地流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都是“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的“集锦式叙事”，打破了一部电影通常的完整叙事结构，用4个单元将散点的不同纵向时空发展的故事组合起来——《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分别以抗战、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各自故事的时代背景，阐述了发生在4个地区和4个家庭的故事。相较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对“集锦式”叙事结构的处理更加成熟，《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分别为7个和5个单元，《我和我的父辈》为4个单元，单元数量被作了压缩处理，但每个单元内容却相对加长（约40分钟），因而可以更加完整地讲述故事。

每个单元各自独立，采用按历史时间发展的顺序各自讲述。4个单元段落拼装起来，又共同组成对抗战以来中国发展历史的“整体叙述”，并且《我和我的父辈》跟《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样，“整体叙述”都是按照线性叙事逻辑和观众视角由远而近展开。由点到面、从远到近，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叙述，符合电影通常的按照顺序讲故事的逻辑和套路，为观众提供了俯瞰历史纵横发展的视点。里蒙-凯南在谈到“故事”时就强调，“‘故事’是一系列前后有序的事件。”[3]因为在阅读或观看文本过程中，观众通常首先接触到的不是故事，而是叫作“本文的东西”——即口头讲述或书面描写以及镜头展示“这些事件的话语”。但如果故事和本文叙述顺序基本一致的话，显然，这样的叙事更利于观众理解故事内核。《我和我的父辈》便是通过小的线性单元故事，拼组成具有连续性和历史性的大故事。每个单元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小我”，然而正是这些“小我”参与了不同阶段的大历史（抗战、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书写，观众也才能在具有强烈个人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的书写中感受国家的发展历史，因而，正是通过小人物及其故事的演绎，折叠起来的历史画卷徐徐打开，铺展在当代观众面前。

另外，“集锦式”的电影叙事融合了不同导演和创作者的美学思想与精神特质，同样一部影片，由于导演和创作者学识、艺术趣味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同单元必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审美风格，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也会随着单元的变化和剪辑切换而获得一种新鲜感。《乘风》战斗场面激烈，《诗》富有浪漫色彩，《鸭先知》幽默诙谐，《少年行》轻松搞笑。看完整部影片，观众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在今天，“集锦式”的叙事结构与线性叙事的结合更加符合短视频时代的大众审美和用户习惯，不同风格的杂糅亦将时空与叙事感情巧妙地连接缝合，丰富了观众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感受。“新主旋律电影”当然承担着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这种“集锦式叙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观众的趣味，对各阶层观影人群产生不同的教育功能，避免出现众口难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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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入家国情怀的“代际叙事”

在叙事内容上，相较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通过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代际故事”，《我和我的父辈》将整个影片的叙事节奏控制得更加合理。“代际故事”是《我和我的父辈》每个单元叙事的核心内容，《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都围绕着代际关系展开，饶曙光认为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序，《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轴，“以代际为章的《我和我的父辈》更能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点。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决胜脱贫攻坚等宏大历史事件和集体记忆之后，‘我和父辈’的故事更紧扣个体的独特体验和记忆。”[4]而也正因为如此，“代际故事”成为小说和影视艺术经常触及的话题。当然，“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代际故事是丰富多样的，既有爱国精神的代际传承，也有个体情感的碰撞冲突。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以代际为主的家庭矛盾和情感冲突的解决离不开“国家”，并且正是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时代洪流中，父辈与子辈能够相互理解、携手前行。父辈没有完成的事业，子辈继续完成；子辈的没有实现的任务，父辈也在努力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我和我的父辈》电影的英文名是“My Country，My Parents”，客观地说，这个英文名称更能体现电影所要表达的意旨，即强调父辈们对国家的贡献。父辈也不不仅仅是父亲辈，而且包含了“母辈”。《我和我的父辈》中的《诗》不仅赞扬为了国家航天默默献身的父亲，也用镜头展现了“母亲”的伟大，她们同样为国家航天事业默默奉献青春、汗水乃至生命。“My Country”更是将影片的格局放大，不仅表现的是个体与父母辈之间血肉相连，而且他们的“代际承接”更因为共同为“国家”奋斗才有了更崇高的价值和意义，“爱国主义”让“我”与“我的父辈”紧密团结，共同奋斗。当然，反过来，也正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基调中，“我”与“我的父辈”也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对方的情感、行动和价值立场。

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乘风》是充满视觉感和场面感的战争片段，战士们英勇杀敌场面的视觉冲击力一点也不亚于战争大片。但除了令人震撼的战斗场面，《乘风》并没有忽视细节和内在情感的真实展现。《乘风》从父亲的视角出发，在麦田里，看到空马归来，父亲为牺牲的儿子独自哭泣的身影令人难忘；在雨中，父子对话时一句“我怕你不怕死”，不仅说明父子都是铮铮铁汉，也真实展现了中国式复杂含蓄的亲子关系。《诗》则从女性视角和家庭视角讲述，它是在1969年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开展航天工作的初代航天人的缩影，女性导演细腻的情节和情感处理让影片更具有感染力。影片聚焦家庭，节奏舒缓内敛，但故事内在的角色冲突和情感张力并不输于《乘风》，特别是在暴雨中，儿子疯狂地找爸爸、妈妈拼命阻拦的情感爆发场景的调度复杂又精准，极具穿透力。“现在的爸爸和以前的爸爸”，孩子不经意冒出的一句话，令故事更加曲折生动和富有戏剧化，瞬间触动观众内心深处，并让观众更加明白，正是无数航天工作者的艰辛付出、前赴后继和不畏牺牲，才造就了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

徐峥的《鸭先知》延续着一贯的徐式幽默，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这个单元片段讲述上海老弄堂的故事，市井烟火气十足，连小演员都还是《夺冠》里的冬冬。儿子在班级朗读写父亲的作文、父子在公交车上一唱一和卖参桂养荣酒、一群人在“鸭先知”家里闹哄哄地拍广告，大量独白、对话和略显夸张的喜剧表演，使得片子笑料不断。电影就这样用了一种诙谐轻松的方式，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首支广告诞生的故事，并刻画了一位乐观、执著、敢拼敢闯的“鸭先知”形象。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只下水的鸭子，“鸭先知”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凭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屈不挠地改变个人、家庭境遇。“鸭先知”形象虽然诙谐搞笑，却又发人深思，让人真切地了解到“改革开放”是如何让人们的观念一步步发生变化的。在影片最后，“鸭先知”的儿子作为新一代，秉承了父辈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为国家的繁荣创造新奇迹。最后一个单元《少年行》则以立足现实、畅想未来收尾，基于孩子的视角，将当下与未来有机结合起来，讲述了“临时父子”的喜剧故事。人工智能机器人（沈腾饰）与都市男孩，在阴差阳错中演绎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父子亲情”故事，未来科技弥补了原生家庭中亲生父亲的缺位。

周晓虹说，“自人类进人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传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5]由此可见，亲缘两代间传统的教化者为“年长一代”，被教化者为“年轻一代”，由“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输送传统构建出来的社会事实，年轻一代则负责认同、接受，这样的代际关系在影片中始终贯穿。

在四个电影单元中，都出现了一个情节，就是由于年龄代沟造成了思维模式差异，进而父辈与子辈产生代际差异乃至冲突，比如《乘风》中父亲与儿子的斗嘴争执，两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从不说“爱”；《乘风》中儿子与母亲的暴雨夜对父亲是否在世的追问与冲突；《鸭先知》中儿子对父亲执着的不理解，嫌弃父亲在同学面前给自己丢人；《少年行》中都市男孩对亲情的渴望与父亲缺席之间的矛盾。虽然机器人父亲暂时代替了“父亲角色”，但缺失父亲的事实却始终存在。不过，在四个故事的最后，父子双方都和解并携手同行，因此我们会在影片中看到孩子从不理解父辈到两代人相互理解，从对“父”的反抗转向合作与并肩作战，表明了影片包含的精神内核，就是无论基于何种视角，“小家”中的任何情感碰撞和矛盾冲突，都会在民族和国家大义面前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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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国叙事”的多重协奏

其实，传统中国就特别强调“家国同构”，“治国、齐家、平天下”“保家卫国”都显示家和国是分不开的，而且在关键时刻，“舍家为国”的行为举动都是值得称赞的。《我和我的父辈》实际上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并且在“家国同构”的代际叙事中，更强调每个家庭个体对国家的忠诚。讲述“父辈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国家的故事”，父辈的奉献和牺牲能够更加唤醒每个个体的爱国主义情愫，激发他们积极投身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宏图大业之中。

《我和我的父辈》故事的发展背景从抗战、建设、改革开放到未来，将不同层面的父辈奋斗过程形成线性线索串联起来，将国家从危难到艰苦再到国家强大，进行了全景展示，让我们从个体的呼吸感知国家的脉搏。在影片背景的搭建上，选择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都市上海，具有现代感、科技感、未来感的深圳等，让观众的“爱国主义”观影感落到实地。《我和我的祖国》从时间上各个剖面展现国家取得的成就与耀眼成果，《我和我的家乡》注重开拓空间意识，反映国家建设中不同地区面貌所发生的变化，而《我和我的父辈》则将时间与空间结合，同时融入中国人浪漫的爱国情怀。

2021年国庆节，“#中国人有多浪漫”“#那些只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登上热搜，结合现实世界“嫦娥”揽月、三束水稻送别袁老、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等新闻事件，媒体引导网民发出了“中国人的浪漫是家国情怀”“中国人的浪漫，是永远铭记那些最英勇的人，是对家与国最深情的眷恋”，“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世界独有的，红色基因从来都根植于我们心中”等等的表白。而《我和我的父辈》正是国庆节播出，用电影的方式及时对观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作为“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爱国主义”教育并非是口号式的刻板说教，而是通过对小人物多样化的刻画形塑，让“爱国主义”观念深入观众内心世界。例如，《诗》所塑造的初代航天人施儒宏是一个严谨的质朴的科研工作者形象，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国家航天事业而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乃至生命，但当他面对妻子和孩子时，又展现出柔情、温暖和充满爱的一面，在妻子生气要教训儿子时为儿子打掩护，他陪着儿子学狼叫、玩跷跷板，体现出一个关爱孩子的优秀父亲品质，但越是这样，却越能够衬托出他为了国家舍弃小家庭的温情最终奉献生命的伟大。同样，《乘风》中，父亲面对儿子，其实也有很柔情的一面。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而毫无个人和家庭情感的单纯爱国者，正是这样，他们最后的牺牲才更有意义。甚至《诗》在宣扬牺牲小我和家庭的“爱国主义”观念时，在最后，还用煽情独白的方式试图突破单一的“爱国主义”主题叙述框架设定，将视野延伸到宇宙星辰，“如果可以，我愿意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与梦想，挫折和悲伤，告诉你，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从对传承航天事业使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延伸到对生命与宇宙关系的探究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诗性地升华了影片的主题。

“新主流电影被定义为主流电影的一个分支，被视为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场革命、或一项全新的发明。最后，之所以提出它来，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而更是作为商业电影制作的一套具体流程。”[6]“新主流电影”自然需要兼顾市场，艺术、政治和商业都取得成功是“新主流电影”重要的衡量标准。作为一部“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高票房也很好地说明了它是一部艺术、政治和商业都不错的电影，它吸收了多个优秀电影的制作方式，如采用明星制度，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是明星，而在电影也注重通过叙事基调的把控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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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之，《我和我的父辈》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共同组成了“国庆三部曲”，他们用“集锦式”的叙事结构开创了献礼片的新模式，挖掘出国庆档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一条新路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集锦式电影碎片化和单元化的叙事结构，破坏了单部电影叙事的完整性，因此，在未来的“国庆献礼片”中，如果想继续延续这种集锦式的电影叙事方法，那就需要导演们和创作者们在题材的挖掘、内容的深度、叙事的表达和镜头的呈现等方面要下更大的功夫。

参考文献

[1][6]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M].上海三联书店,2008:224.

[2]燕俊.结构的意义：电影板块式叙事结构研究[J].电影评介,2009(12):81-84.

[3][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

[4] 饶曙光. 《我和我的父辈》对伟大精神谱系的描摹对类型集锦的深耕[N]. 中国艺术报,2021-10-11(003).

[5]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商务印书馆,2015: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编号：19ZDA269）、国产影视动画传播与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研究（编号：GD1747）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审：曾珍

《电影评介》1979年创刊

影视类学术期刊

以“研究影视、服务影视”为办刊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