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写道：东汉以后的学术文化重心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地方高门成了学术文化的持守者，对东晋而言更是如此。
东晋时期，士族制度业已固化，但落到某一士族，则需具体而论。比如，当日当轴的士族颍川庾氏，在庾亮、庾怿、庾冰、庾翼之后，家族势力迅速式微，后经桓温的排挤、杀戮，其几近灭绝；高平郗氏，在郗愔、郗昙死后，也迅速退出高层政治舞台。
为维持门户、光大门第，至少需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不废事功，二是要有文化积淀。一个家族可能因某种际遇迅速上升、跻进权力中枢，却不一定能成为时人公认的士族。齐武帝时，幸臣纪僧真曾求“作士大夫”，最终不得的事实，就是一个典型。
说穿了，士族之所以为士族，就在于文化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儒学、玄谈、书法、绘画、文学等。
文学背后的因由，源自一代“风流宰相”谢安。史书记载，谢安“于土山营墅，栖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一个“每”字、一个“屡”字，点明聚会欢宴次数之多。正是在宴饮歌吹之余，谢安着意“与儿女讲论文义”，着意强化谢氏子弟的文学修养与才华。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积久讲论之下的一个必然反映——作为突破，谢氏自需在文学上的一种积淀。但这只是一种氛围，还不足以让子弟在文学上脱颖而出，尚需时间的历练。这一重任，待谢安逝后，就落到了谢混的肩上。
史书记载，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
谢混是一流的诗人，不仅改变了东晋以来诗坛上弥漫的玄言之风，还能“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有一己的清丽诗风。以这样一位诗人来领袖群伦，自少至长，不断交流、磨砺谢氏子弟，自然是事半功倍。
谢混引以为豪的“乌衣之游”，本质上是对谢安“文义赏会”的继承；“常共宴处”，也说明多在宴饮之余进行。当然，更深的原因还在于时人高看、器重文学，骈文观念、“右文风尚”等都是在刘宋初期形成的，以至于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这种聚在一起切磋、赏析片言、警策，“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读”，是一种提高文学水平的有效方式。积久磨炼之下，谢氏子弟的诗作中多有佳句的出现。
比如，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风姿绰约，意境高远，给人一种风神空灵的美感；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情景交融，自然圆融，臻于上层境界，进而奠定了谢氏家族在我国古代文学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