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头条网友分享的人工智能谈怎样严格实施劳动法的建议，仔细看了下，有些感触。
人工智能提出的促进劳动法严格实施的方案。
人工智能提出的实施劳动法的方案。
看来人工智能在复杂问题上，很难给出可行的建议。因为本质上，现在的人工智能背后是算法，是网络言论的集成。他无法做出开创性的分析和建议。
我最近因为原公司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辞职，正在维权。也一直在思考相关问题，不吐不快。
我国劳动法公认是偏向于普通劳动者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又是偏向于企业一方的。
劳动法立法和修订过程
1994年，当时政府和百姓的难关都只有一个：从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的阵痛。
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大改变，同时从1993年至2000年的国企下岗潮造成了约7000万失业人口，“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第二句话制度就变了，农村承受了较大的农业税负担，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寻求工作机会。
当时计划经济的就业岗位大量消失，但市场经济的岗位还没有井喷，于是整个社会面临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
当时的用工就业环境非常恶劣，黑中介、血汗工厂遍地都是，各种侵害劳动者的事情非常多。
当时的政府有两个想法：改善劳动环境、维持当前就业并扩大就业。
但这两个想法很明显是矛盾的：改善了劳动环境，就加大企业成本，就会减少就业岗位。按照“既要又要”的标准，要怎么办？
很简单，在条文规定上，让立法专家根据当前的劳动现状制定，于是有了一部完全偏向劳动者、对企业各类担责的劳动法。
同时，劳动法还被圈在了一个可以灵活的领域内——劳动法领域案件不入刑，劳动案件入刑在别国是常见的，例如德国，如果不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公司执行董事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了这个灵活度，也就有了下一步：
在执行力度上，以保护企业生存为主，只要没有侵犯到劳动者本身已有的财产、生命健康，企业的各类违法行为几乎都不会受到处罚。
为了给劳动者维权设置障碍，维护企业和员工关系表面上的和谐，法规和实操中还设定了很多消磨劳动者精力的规定，例如需要劳动者进行举证打卡记录等信息，例如前置的劳动仲裁需要劳动者往返几千米外不同的部门，调取几个天眼查上就能查到的企业信息。
直到近十年，劳动法的执法力度才向劳动者方偏了一些：只要有耐心仲裁、起诉，大概率劳动者能够胜诉，特别是法院阶段，还是在严格按照《劳动法》进行判决的。
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实行的是判例法，法院的判例可以直接指导以后的判决，这使得法律在社会变化中可以更快的跟上这种变化。并且他们的劳动法案件严重的普遍进入了刑法，而且有惩罚性赔偿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这使得普通劳动者维权的难度降低和损益比大大提高，推动了法律的落实。
从经济上看，企业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天然的从短期利益着眼，会逃避承担劳动法规定的责任。要提高劳动法落实比率，降低落实难度，其实最直接的办法是降低企业劳动法规定的法律负担，但同时加强落实劳动法的力度，降低维权的成本。最近找工作，多数招聘企业试用期明确声明不交社保，并且有的企业说要工作一两年后再交社保，这是普遍现象。而严格交社保的企业，合同上的薪水普遍非常低，工资基本靠加班。这说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支撑严格的五险一金待遇。不如降低社保缴费费率，提高覆盖面。但这会有舆论反对的风险。
企业无法承受高社保成本，就会逃避法律责任，使得基本的劳动者权益都实现不了。比如我之前打工的电信企业，用劳务派遣制度签合同。并且合同声明实行综合劳动工时制。不给加班费。疫情期间，连续两个月没有那一天休息，也不补休。而劳动法实际规定，综合计算周期内总实际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超过部分应该按劳动法支付报酬。我假如要维权，要搜集签字的考勤表，并且即使维权成功，也只是获得少量的加班费。因为企业设定的基本工资仅1000元。
而适当降低企业负担，但严格执行劳动法后，可以扩大合法就业，增加社保支付能力，提高法律严肃性，形成良性循环。经济上看，无论是企业和普通劳动者，都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走阻力最小的路。要落实劳动法，就必须从减负和严格落实法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入手。所以修法是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