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麻雀
李直
麻雀是白沙梁最常见的飞鸟，数量极多。尽管一年四季都有人捕捉它们，感觉从不见稀，似乎越捉越多。
孩儿们捉麻雀，都是人扛人——也叫搭肩，即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上站成人梯，去房檐下掏，从未操练过别的方式。那天，听老村长吹牛“在歪脖柳上抓”，便觉得新奇，缠磨着他传授一二。
“那时我年岁小，和你们一样大，刚当上村长没几天，时常去老沈家。老沈家那时住老院子，八十多亩，三进三出的院儿，大门洞子就抵咱们三间屋。我爹是车老板子，是个好把式，给老沈家赶大车。那大车，四匹大马拉着，好大。但人家门洞子也大，大车能从大门洞子直接跑进去。”
老村长的话，总是从吹牛开始。
“那年，我当了村长了，就天天去老沈家了，天天在那儿混吃喝。人家是大地主，良田千顷，牛马成群，三天两头就杀一口大肥猪，鸡鸭更是家常便饭。我能在那儿吃，因为我是村长……”
老村长说话，十句有九句离不开“村长”。
“老沈家有四个小少爷，现在还都活着呢，就是沈鸿喜沈鸿禄沈鸿福沈鸿寿，他们和我差不多大。他们求我抓个家雀儿给他们玩。我爬上柳歪脖子就抓了十来个。”
我们满腹狐疑地盯紧了老村长。
“咋的，不信？不信可不行啊。那歪脖子柳，是棵老树，三四个人手拉手才能环过来。好几百年了，老沈家还没到白沙梁呢，它就在那儿了。盖房子时把它圈在里边的。那时，咱白沙梁的家雀儿，比现在多，多出不少，上了树就抓。”
此时，我们中有人打断了他的信口开河：
“那家雀儿都是带翅儿的，看见你就飞了，你咋抓？”
老村长眨了眨眼，思谋了一会儿，皱了皱眉，回忆了一番，似乎方才想到麻雀是生有翅膀的会飞的动物，不是伸手就能抓到的。但马上，他又信心满满地说：
“忘了告诉你们了，树上，挂着鸟窝呢，有木板子钉的，有柳条子编的，绑在树杈子上。老家贼不知道内中有计谋，以为是自己的窝儿，吐噜，就钻进去了。它在里边还啥都不知道呢，我就上去了，凑近了，手一伸，嘿，就逮住一个。”
我们听明白了，老村长之所以能上树逮麻雀，是因为挂了鸟窝。我们当下就决定，回家做个鸟窝，然后就能像老村长一样上树逮雀了。
做鸟窝是个技术活儿，用料上还有要求，不是木板就是柳条。于是，家里有木板的，就用木板钉，没有木板的，就用柳条编。那天晚上，白沙梁这个小村子里，许多人家都灯火通明，都有个孩儿在专心致志的挑灯夜战。
驴子他爹是木匠，家里闲着好多块木板，有大的也有小的。他当然就用木板钉了。他先是求他爹给他做个现成的，没想到除了挨一脚外，还外搭了一句骂：实在闲，就挠墙根去。没办法，驴子只好自已动手。他动用了他爹的锯子和斧头，丁丁当当的钉了个长方形木盒子，还挖了个拳头大小的孔洞。
枝子家即没木板也没柳条，她别出心裁的用谷秸编了一个鸟窝。金黄色的一个尖顶圆柱类似粮仓的东西，也掏了一个洞。散着淡淡的草香。
更多的人，都是用柳条子编的鸟窝。因为我们白沙梁柳树极多，哪家院子里都有几棵，柳条想用多少就折多少。但编出来的鸟窝，却形状各异，有方的有圆的，也有不成形状的。
第二天，是我们挂鸟窝的日子。这天，该是白沙梁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盛夏，晴朗，无风，明亮，空气澄澈且带点儿淡淡的清香。我们一行十六七个孩儿，各带着亲手制作的形状各异的鸟窝，说说笑笑的出村向西，直奔榆树林子。
老村长跟在我们身后。
他边走边抽烟边说这样的话：“嗯，看你们做的这窝儿，不大结实，是吧。家雀儿，老家贼，也挺有劲儿呢，别看它那爪子不大，也细瘦，一蹬一踹的，不是一般的力量呢。那翅，别看只有巴掌大，扑拉起来，也是个挺大的力量。”他这么说着，走近我们中的哪一个，挨着个的评头品足，什么柳条子太细，什么木板上的钉子太短，还有鸟窝洞口太小，小麻雀还能进得去，老家贼怕是得费点事儿。等等等等。言外之意是，比鸟儿们搭的窝儿，还差一些。
我们倒不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行，我们只觉得老村长说得离谱。难道我们忙忙碌碌了大半夜，还不及一只鸟儿的活儿？
可老村长说，我们手里的那件东西，还真的不抵老鸹窝，也不及喜鹊窝。别看它们的窝只是一堆乱草，但结实，风吹不掉，雨浇不透，是上好的房子呢。
“你们做的这些东西，经不得风，过不得雨，过不了几天，就得散架。”这是老村长的话。
我们管不得这些，我们一心想抓几只老家贼。嘴巴上说这是个鸟窝，实际上应该算是个陷阱。
进了榆树林子，马上就有人上树了。他们嘴上叼着鸟窝，腰上缠着绳子，猴子似的爬上去。尽管老村长不停的喊“不用挂那么高，不用到树梢”，但我们，尤其喜欢上树还爱逞能显摆的那几个，还是把鸟窝儿挂到了极高的地方，几乎和老鸹窝差不多的高处。我们心里自有盘算：高处，才能引来飞得高的麻雀。
我们等在树上，守侯在离鸟窝极近的地方，想亲眼看见麻雀钻进去，更想一下子就逮住它们。可是，与我们的预料相反，直到我们眼睛酸涩两臂无力，也没见有鸟儿进窝。
“哪有那么傻的老家贼，”老村长说，“老家贼，精，比人都精。它们不会轻易见窝就钻的。它们得打量，得观看，那得用去好几天呢。”
实际上，鸟儿们真的很聪明，至少其聪明劲儿，不比人类差。第二天，我们再次爬上树，在离鸟窝一臂之遥处守着，眼巴巴的盯着，等了好长时间，未见一只麻雀进去，当然也没见它们出来。它们对突然出现的新居所，抱着十二万分的警惕。没办法，我们只好从树上溜下来，站在树下，在离鸟窝很远的地方观察。好久好久，方才见到有一只半只的鸟儿接近这些新窝儿。其中大多是麻雀，也有极少的山雀。它们在离鸟窝很近的地方悬停住，忽啦啦的扇着翅膀，像一架直升飞机。我们料想，它们的眼睛，一定在细细的打量。瞧看了一段时间，还是飞走了。好像它们知道这是个陷阱似的。
后来，我们一连多日到榆树林子去，当然见到了麻雀进窝，但没等我们靠近，它们就“腾”的一下出窝飞走了。我们始终未能自这样的鸟窝里逮到麻雀。因此我们对老村长的那番在柳歪脖子上逮麻雀的经历，颇为怀疑。
有一天，老村长特意叫来了沈家的四个老头。他要他们做证。
沈家的四个老头儿，我们常见。他们住在村子西头，当然是各住自己的家里，四户老沈家，连着的四个庄稼院儿，左右只隔一道墙。
我们分不清哪个是沈鸿喜哪个是沈鸿寿，我们一律称之为老沈头。实际上他们老哥儿四个长相差异很大，可我们却觉得，人如果老了，老到一定程度上，长相几乎没有差异。甚至，四个老沈头和老村长，也十分相像。
四个老沈头站成一排，老村长站在他们对面，我们站在老村长身后。如此一来，他们四个就落入了目光的海洋里。
“你们说，我当年，在柳歪脖子上，是不是逮了老家贼？”老村长问。
“我可是给了你烧饼的。”其中一个老沈头说。
“我也给了，我把新袜子给你了。”另一个老沈头说。
“我没问你们这个，我问你们，是不是我抓住了家雀？”老村长有点生气了。
“可我给了你东西呀，哪回，你抓的那家雀，哪回都换了不少东西。”一个老沈头说。他还比划了一下，是个方形的东西，应该是块饼干吧。
“我说你们老糊涂了不是，”老村长有点生气也有点着急，他上前一步，点了一下其中一个老沈头的脑门，“沈鸿寿，你说说，你见没见着我上树，抓家雀儿，抓着了，见没见过。”
这个老沈头叫沈鸿寿，他是四个老沈头里最枯瘦的一个。比老村长还瘦，像一节朽木。他眨了眨眼睛，说，“村长，你哪回给我家雀，我都给你好吃的，月饼，糖瓜，年糕，还有冰糖，我都给过你。”
“我说你们几个是咋回事儿，你们上过洋学堂，喝过洋墨水，识文断字，能写能画，咋就听不懂话呢，”老村长再次上前一步，把另一个老沈头从一排四人中拉出来，等于向前一步走，说，“沈鸿喜，你说说，我是不是抓住过家雀，在柳歪脖子上？”
在这个沈鸿喜努力回忆的当儿，老村长又把另外两个也拉扯了一下，扰得他们晃了几晃，差点跌倒。这个动作，让四个老沈头全都瞪眼皱眉，似乎进入了回忆之中。
“逮住过。”
“是，就在柳歪脖子上，逮住好几个呢。”
经过另两个老沈头的证实，我们对老村长上树抓麻雀的事，总算有了点信服，但仍存有狐疑。从老村长那气急败坏的态度上看，有点屈打成招的意思。可接下来的场景，就令我们分外诧异了。
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极短的几分钟里，这四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竟同时充斥了活力，就像老树发芽，更像即将熄灭的灯火添了新油。他们瞬间活跃起来。他们开始回忆几十年前逝去的时光，他们争先恐后的讲述那些埋在灰尘里的过去。
他们五个人————四个老沈头和老村长，飞快的挪移了位置，混成一群而不再是刚才的那一排。动作敏捷迅疾，一改之前的迟缓滞重和虚弱无力，似乎刹那间由羸弱的老马变成了血气方刚的小马驹。
“我记着呢，”老沈头之一说，“那天，你先上树挂鸟窝，木头板子钉的，这么大，和梳头匣子似的。我还说，手真巧，真有本事，想啥来啥，刚说要上树捉家雀儿，就钉好了这么个东西。你嘴叼着木匣子就爬上了歪脖子柳。我和大哥说，村长的牙咋那么有劲儿呢，那么沉的匣子，他竟能咬住。我二哥说————”
说到这儿，他盯着身边的另一个老沈头，看了一会儿，似乎在提醒他注意听，然后说，“二哥，你说句啥话来着——”
“我说句啥话——”那个被称为“二哥”的老沈头，略略迟疑了一下，似在回忆，又似有难言之处，“我也忘了。”
另一个老沈头说，“小三问你，你就直说呗，你那话，我，小三，大哥，都听见了，也都记着呢。那天是八月十三，早上，刚吃完饭，你当时是咋说的，你就该咋说。”
这回，我们大致能区分出他们哪个是哪个了。站在最东边的老沈头，是大哥，站在他对面的是老二，说话最积极最主动的，是三儿，他站在二哥对面，另一个，是老四。但是，不多一会儿，四个老沈头就挪移了位置，我们又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了。
但我们现在还是能分辨出来被逼着必说真话的那个，是“二哥”。他被逼视着，目光迷离，嘴唇嗫嚅，闪烁其辞。很显然，他不想供认但又不得不供认，只得负隅抵抗。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场景，沈家的亲兄弟四个内部分裂并开始火拼。在咄咄的逼视中，“二哥”只好低声供认，“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村长那牙，和狼牙差不多，啥都叼得动。”
“你这是骂我——”老村长怒视着沈家老二，“你咋骂人呢，我上树给你抓家雀，你在树下骂我，你这个————”
没等老村长说完，老沈头中的一个就开口劝解道:“村长啊，别生气嘛，二哥那话是不大中听，可他给你的东西好啊。月饼，他给了你一个月饼，对不对。白糖馅儿，那可是上好的白糖啊，甘蔗榨的，沙甜沙甜的，里面还夹着青丝蜜饯呢，还有瓜籽仁花生仁呢，这个，你肯定记着。”
老村长眨了眨眼，说:“记着呢。”
“那你就别责怪老二了，”又一个老沈头说，“再说，他是对着我们几个说的，没让你听见，也算不上骂你。那天，你上树，那叫快，噌噌噌，就窜上了树顶。柳歪脖子上有个老鸹窝，斗大的，住着五六只黑老鸹子，你一上，就把它们惊飞了，它们还以为你要拆窝呢。殊不知你是去挂鸟窝的。那天，你就像个马猴，顶顶机灵的马猴。”
四个老沈头争先恐后地详细描摹老村长爬树的状貌，他们不愧是读过洋书、进过洋学堂、喝过洋墨水的，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和我们白沙梁的老百姓有着天壤之别。
“你那树爬的，有水平，一看就是个身手不凡的人，”四个老沈头中的一个说，“噌噌噌，和飞似的，从主干爬上了一个树膀子，最粗的那个膀子，也就是歪脖子柳的那个歪脖子，像飞上去似的。那个鸟窝，也就是你钉的木头匣子，挂在你的下巴上，和宝匣子似的。我们几个都仰着脖子看你。咱家里的好多人，也都跑来看。我还听见有人说，看，‘郝大车’的儿子上树了。”
我们问“郝大车”是谁，老村长笑了，格外得意的告诉我们，“郝大车”是他父亲，在老沈家赶了一辈子马车。“举着大鞭，赶着骡马，那叫威风。”老村长大声的炫耀。
老沈头们说，老村长那天出尽了风头。他把鸟窝挂上树梢，就在另一根粗树杈子上趴下。这回，不像马猴了，像只小松鼠。我们白沙梁人，给松鼠取了个俗名，叫“花狸棒子”。老沈头们说，伏在枝叶间的老村长，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像只训练有素的猎犬。尤其那个在日本军校留学过的老沈头说，像个精干的特种兵，不加细，根本不知道树上有人。
“过了好半天，你慢慢的接近了鸟窝，”其中一个老沈头说，“你把身子拉长了，手脚也伸长了，树下的人看你，不再像人，像只大鸟，和大雁似的，和老鹰似的，根本不是人了，真的不像人。你凑近鸟窝，伸进手去，抓出了一个————”
“给了我，”那个被称为“二哥”的老沈头说，“你从树上下来，从裤子里掏出一只麻雀。眼睛是黑的，脚爪是黑的，嘴巴也是黑的，一看就是个老家贼，不是小麻雀呀。它那叫精神呀，抖抖擞擞，要是撒开了它，不知飞多快飞多高呢。你把麻雀给我了，我把月饼给你了。”
“月饼，知道不，月饼，吃过吗？”老村长问我们。
“吃过”，我们回答。但声音并不响亮，明显的底气不足，也不是所有的人异口同声，似乎只有少数几个回应了。
“啥滋味？”老村长又问。
这回，几乎没人应声。说真话，我们吃过月饼，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都能吃到，只是少得可怜。有的年份，能吃到半块，有的年份，只能吃到半块的半块甚至更小，那么一丁丁，张嘴下肚，啥味道，早就忘了。
“不知道吧，”老村长又笑了，说:“一闻，就香，那香，烈，拱你一个跟头。我听说，老沈家的月饼，和面都不用水，用油。油和白面，孩子们，再烤熟了，那该有多香？不香死人才怪。你们谁，闻过那香味儿？”
我们十六七个孩子面面相觑，不敢应声。却涎水肆溢。
“你们呢，”老村长转向四个老沈头，“你们肯定闻过，你们是大地主的小少爷，月饼是你们老沈家烤的，肯定是知道的。那，我问你们，有多少年没闻那月饼的香味了？”
四个老沈头扳着指头计算了半天，小声的报出一个数字，而后，他们中的一个低声说:“自从来了‘大风暴’，土地，没了，房屋，没了，车马牛羊，都没了，连衣裳鞋袜，都没收了。那样的月饼，就没再吃过。”
有一小会儿，老村长和老沈头们，脸上的神情，都现出了几分凄楚几分萧然，似乎都为那没再品尝过的月饼而万分遗憾。他们那苍老的如同枯井般的眼睛里，显出一种死灰模样的光，沉寂而苍凉。
过了一小会儿，也许有好半天，他们复又活跃起来。这次复苏是由老村长引来的。
“你们几个，”他用右手中指————那是一根粗糙黝黑的手指，一一点过四个老沈头的脑门，“得了家雀，那叫一个乐呀。我逮了老家贼，先给谁后给谁，给谁不给谁，我心里自有盘算，你们知道我是咋盘算的吗？”
老沈头们摇头，都说不知道。“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咱白沙梁有句土话，那是咋说的，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心里的计谋，你们咋会知道呢。根本不知道。我在给之前，先看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哪个拿的东西好，我就先给谁，哪个两手空着，我就不给他。有一回————”
说到这里，老村长的话被一个老沈头拦腰截断了，“啊，我想起来了。有一回，你逮了好几只老家贼，你就这样————”
他边说边做出一种状貌，那是我们白沙梁的孩儿们从未见过的一种模样。他弯下腰，尽力伸长右臂，似在裤腿里边寻摸什么。其间表情不断变化，其细腻纷繁，令人惊叹。只见他皱眉、闭眼、咧嘴、咬牙，伴以深思、寻觅、为难和发狠等内心活动。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极其逼真，仿佛真有几只鸟儿在他的裤腿子里飞窜似的。许久以后，他长长的喘出一口气，将半握着的右拳举起来，举给老村长，说，“那回，你就是这样抓出一只老家贼，你递到我眼前，我伸手去接。那是一只啥样的老家贼呀，可不一般呢。你自己没细看，我估摸，至少得有四五岁了，它那嘴，黑石头似的，黑硬黑硬的，和涂了蜡似的，闪着光呢。它那眼睛，黑小米粒似的，玻璃似的，刺人眼。它咋样叫，它这么叫，吱，啊，吱，啊，像吹号。那只老家贼，肯定是我们院里的家雀王，别的，全是它的臣民。把我欢喜的，都快背过气去了。可你，一松手，‘腾’， 放跑了。为啥呀？”
“为啥？还不是因为你两手空空。那天，你们几个，有拿糖球的，有拿烟卷的，只有你，啥也没拿，啥也不想给，空手就想得个老家贼呀。做梦吧。看见你想空手套白狼，我就把它放了。”老村长说。
“村长啊，你是不知道呀，”那个老沈头说，“那天，我真的没空手，我准备了一样东西，料你保准喜欢，只是我没像他们仨那样亮在手上。我那东西，不能往外亮，在兜里藏着呢。你不知道我藏了啥吧。那东西，少见，是我从我爹那儿偷来的。烟嘴儿，象牙的，象牙烟嘴儿。我怕他们看见告密，就藏着掖着，没露。预备躲开他们偷偷的给你————”
接着，他描摹起那支烟嘴来。我们想，这个老沈头不一般呢，和白沙梁的老头们不一样啊。他说话细切生动，极其夸张。在他的言语中，那支象牙烟嘴简直成了稀世珍宝。我们问他多少钱买来的，他的回答是“一百大洋”。我们又问一百大洋是多少钱，能买到什么。他想了半天，说，他也不知道一百大洋是多少钱，但他估摸，一百大洋，能买一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
这句话把人们吓了一大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