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
自由是什么意思，涵意很多，用法很多，偏重点不一，倒个番过来，可以解释为由自，一决于己意的意思，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自由与否，还要分两层来看，一是客观自由与否，二是主观自由与否，前者，是可以量化评判乃至价值判断的一个存在，后者，是人的一种感觉，以自己的主观来判断自身自不自由，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前者，可以量化，是可以述诸于文字的，而后者因为主观判断的价值不一，换言之，不少民众的主观感受受制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影响，他们的思考，价值判断，主要靠习惯、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所以这样一来，后者便没法去作成一篇文章来看，一个人的体会总得不到所人的宽容，也总结不到一个普适性的真理。自由的标准主观来看是因人而异的，可能你认为是砒霜的东西，别人会当作是蜜糖，而客观的自由则是普适些，可以总结出来的，它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社会控制，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控制，什么是和皇权结合的社会控制，而社会控制的尺度在哪里？或宽或严，无疑，这是一种社会学中的理论，又即：“从个人以外寻找单位的理论。”
由自的李贽
社会控制，无疑是一种统治阶级的强加意志，它关系到国家是如何诞生的？在自然状态下，危及每一个人的生存的障碍是如此之大，已经超过了每一个人为了在这种状态下继续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是以，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鲁宾孙世界”结束了，人们不得不结成群体，以大共同体、小共同体为组织形式：“在一个共同想象的实体内（由社会的共同准则约束进行），以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战胜阻力。”由此，产生了一级又一级的组织，社团、国家。
多人协作，人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但许多人的共同协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一个大型的潜在集团中，即使意见完全一致，集团也不会通过成员自发的理性行动组织起来实现集团目标。”（奥尔森语）所以它必须就有一套内在的机制来协商、控制，以求劲往一处使，防止社会成员凭空受益。
社会控制就是这么一种逻辑的内在机制，它也是后面毋论“户籍制度”还是“路引制度”的总源头，其控制每一个人的目的，无疑是在最少损害各人自保力量的基础上，把剩余的力量都投入到为集体的事业中来，不管是哪一方占优势，都要保证必须让社会中的最弱者自保，以求不掉回“个人世界”，也不管是为哪一个人，哪一个阶级服务，其中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还有就是明代的“路引制度”是两个比较典型的，社会控制的派生物。
结网蜘蛛的“户籍制度”
古代典籍曰：“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毫无疑问，这为我们揭示了“户籍制度”在中国制度史上以及社会控制的存在角度来讲，作用乃至影响都是很大的，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历朝历代关于这几点的内容几于差不多，功能差不多，只不过是在形式上各有差别罢了，如文题，我们取其一，讲讲明代的户籍制度。明代的“户籍制度”相比前朝，无疑是严密了许多，这一变化，首先是由朱元璋推动的，朱元璋的治国特点，还不同于其它统治者，其是把政治当作房子来盖一样来运作的，明代户籍制度，无疑也具有这样一种特点，有很大程度上的僵化，且还是祖制，祖宗之法，后来者要想改动，以期获得技术上的进步，就辟如鲁迅的比喻：“在中国不要说是改革了，连搬动桌子都要流血！”要付很大的代价，朱元璋虽是一个开创者，但也要考虑守业的问题，怎么守呢？无非是捷径一条，自己制订规则，令所有人都遵守罢了，这样的专制，是要它的敌对者也下专制的舞池的。
黄册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用一个政治笑话描述朱元璋的状态就是：“怕任何一粒社会原子逃脱他的控制”，于是，朱元璋在前代的基础上，设计了有明朝自己“专利证书”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一般以两点为核心，一是田制。二是役法也就是人力资源，明代建立以后，朱元璋首先对全国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这样做有以下原因：不管是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还是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都要从土地和人口上来，所以对土地和人口的大规模统计便是必要的，土地统计过后，政府重新厘定了税率，记载了土地的详细情况，并编字列号，和土地的主人一同制成了“鱼鳞册”。以此定下了赋税标准，而人口统计过后，政府又编定了“黄册”，将户口编成里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选十户交粮推丁最多的地主为里长，剩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甲首，即名曰“里甲制”
民众负担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义务还不够，朱元璋在此的基础上，又继承了元代的“职业世袭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三是具指，指的是农民，军人，工匠这三类职业，而这三大类又细分有很多，比如农民竟还分出了给皇帝看坟的陵户，还有什么蛋户，站户，坛户，丐户：“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也就是说如果你祖上是乞丐，不管你怎么折腾，这辈子也只能是乞丐，你的下辈子，下下辈子还要是乞丐！如果知法还要犯法的话，处置是极严的，以朱元璋的性子和手段，动辄就是处死，流放，而又由于“里甲制”有时候还会一甲一甲，一里一里的屠杀，流放。
这么一来，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比如这个所谓的“职业世袭制”，最后造成的结果就远比阶级固化还要严重，笔者注意到，当时的“职业世袭制”并不包括当官的，这说明什么，职业并不平等，不是说你什么军户就比得上人家国家的公务员，两者的收入，承担的义务就不一样，再加上没有择业的自由，即使你不愿意干这一行，也得学会曾国藩所谓的“挺经”，熬着罢，于是便有越来越多的人逃籍，逃离户籍地，一方面，由此形成了大量的“黑户”，这些人一般都成了社会上一股极不稳定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你逃籍了，别的地方并没有给你落户的权利，只能是户籍所地政府去穷究，把你找回来：“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于是这些人就不得不成了“黑户”，这样，自然就无法履行义务，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越逃，负担就由剩下更少的人承担，结果剩下的人也承受不了，只好逃籍，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收入逐渐减少。
尽管如此，这种“户籍制度”规定的不同群体的负担多少也不尽相同，农户无疑在当时的农业国家中，人口最多，表面看占有土地最多，于是便受最大的苛责，最严酷的剥削，来自农民土地上的出产物及其人力资源无疑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而其它义务群体，比如说军户，明面上有特殊的免税政策，可实质上减得少之又少，又遑论军户承担的义务并不轻，国家不养军，每一军户得出一个青壮服兵役，所有的费用，如购置军装之费，解送道路之费，买娶军妻费，军丁粮费都要自已出，另外此家在出一军人从外，还要出一个男人，干什么呢？种地，以供此家当兵的男人吃穿喝用，义务如此重，最后明人“人耻为军”，参军几乎等于一种刑罚，几与死刑无别。
明代军户，大多形如农民
而匠户和军户一样的所负义务较重，但享受的权利几乎没有，到最后连管理匠户的工部也成了一个收税机构，压榨尽了匠户的每一滴血汗，最后竟然可以达到自负盈亏的程度，毫无疑问，这部分的政绩是来自对匠户劳动成果的予取予夺，再加上表面税率低，统治者洋洋得意着要体恤民力，可抵不上底下人乱来，正规的税目可能只有十种，但地方官私设，供以刮地皮的税目可能就有成千上百种，地方官的家人红事要收税，白事也要收税，出门要收税，干什么都要收税，恐怕地方官有一天放屁也要像新西兰的牛、绵羊等食草动物一样收税，名曰放屁税，以前我们用来形容地主残忍剥削农民的一切恶毒形容都可以用在这里。
鱼鳞册
如此也就算了，但禁不住还有愈加频繁的劳役，一般规定是一人次一年征一回或者三年征一回甚至十年征一回，但还是禁不住底下人乱来，决定谁服劳役，谁不服劳役的权利在谁手中？地主！由他们决定谁被月月征，年年征，那肯定不可能是自家子弟，这些人还要担负光耀民楣的责任呢，宗族自然排第一，国家次之，自家佃户次次之，自耕农排尾流，最后就是自耕农再或者是佃户去趟这个义务了。古代交通条件不好，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可能有半年！如此一来，耽误农时就不可避免了，纵然可以以货币折纳劳役，但没有再生产能力的农民又能有几个钱？！遑论服劳役的花费还要农民自己负担。
除此之外，其它义务群体，也就是分走了大部分金字塔利益的群体负担有几分，首先来看地主，丈量土地的是他们，征收租粮的还是他们。这就相当于地主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公平能有几分，于是他们便有了合法的免役之权，非法的逃避租税之权，这是基层，义务和权利是两个金字塔，一个正立，一个倒立，结果是占有土地最多的集团，负担最少，几于没有，占有土地少，人均还低的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
再看中高层的官僚集团：“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可以非法逃掉），悉免其徭役。着为令。”连官僚集团的后备集团，诸如学生，生员等，也可以优免二丁差役。这就相当于农民不仅要交自己的一份，还要交地主，官僚集团及他们后备集团的一份。中国农民的这种境况简直让闻者都落泪啊。更过分的是，据明官方统计，总体的耕地数到了明中后期是愈来愈少的，少的那些去哪里了，无疑是被豪强巧取豪夺兼并了，于是悲惨的命运便只能落到那更极少数的人身上。
路引
制度创新的“路引制度”
再则是“路引制度”，“路引”恐怕也算是明朝皇帝一项制度创新了，这项制度，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也就是结成网后，让人群被限制在一个个规划妥当的空间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动相互牵制。
这一制度，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以图将人绑在土地上，规定，凡远离户籍所在地百里，都要由当地官府开具一份路引，也就是离乡证明，,若没有"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最轻打八十棍，最重就是绞刑，如张宏杰所说：“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客观不自由的牢笼，大皇帝的统治术
这种把人当作“单位人”的社会控制，造成客观不自由的制度，其形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这种单位组织（里甲制）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工作场所，也不仅仅是从事职业性活动的社会组织，它还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国家将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和交换性的财产权利集于一身，通过对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授予，拥有了直接控制单位组织的权力，并使单位组织依附于国家；单位组织通过与单位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一方面获得了支配个人的权力，一方面使个人在很大程度上紧紧地依赖单位组织。
二就是帝王心术，朱元璋认为元是以宽政失天下，那么他就要避免“路径依赖”以严政，苛政统治他的帝国，力求通过“户籍制度”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形成一个大的“农村”即使子孙后代全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膏粱子弟也要谋得这个统治起来简单省事的“大农村”的产权所有。
三就是我们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任何一项制度都要有管理成本上的考量，无疑，社会的活性越少，管理成本就越低，那扼死社会的活性就成了帝王的一架极其有用的治国之具，通过“户籍制度”、“路引制度”来打击人口的流动，让人依附于土地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朱元璋
当然，在主观上，明代百姓的受拘束感并不强，这是因为以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奢谈自由？至于一决于己意更是一种不曾想，不敢实践的萌动，在宗法社会中，人是家族谱系链条上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单独的什么存在，而且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习惯，明朝都没有产生自由的土壤，虽然明代的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社会控制究竟是严还是宽，但在客观自由的层面上，明代的“户籍制度”与路引制度恐怕还是太严密了，因为他破坏了社会控制的底线，那就是不惜破坏个体的自保力量，相反则是古人云的体恤民力的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什么古代中国每次朝代更迭动静都这样大，流血都这样多，恐怕也有社会控制太严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触底反弹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