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作为唐代的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其人其书，不论是对中国的文人群体，还是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之深远，在书法史上都是甚为罕见的（上图为颜真卿《湖洲帖》）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颜氏郡望出自山东临沂，与书圣王羲之祖籍同地，其祖是孔子钟爱的门生颜回。颜真卿的家学深厚，其九世祖颜腾之工草书，六世祖颜协善草隶。曾祖颜勤礼、颜师古皆精通古文、训诂。祖父颜昭甫和父亲颜惟真、伯父颜元孙都是文字学家和书法家。颜真卿的母族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世家。颜真卿幼年丧父后，由母亲殷氏带至外公家养育，其间又受殷家长辈的诗文书画教诲。他自小在颜、殷家风的熏染下，通晓字学、诗文，兼善书法。
颜真卿的书法后来所以能取得大成，既得之丰厚的家学，更与其勤学善学善悟，广泛地交游、结识当时的名流，如高适、岑参、徐浩等，特别是拜书法大家张旭为师求教，都不无关系。从颜真卿所著《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可知，他在长安师事张旭书法两年，得其“奖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虽四远流扬，自未为稳”。因用功甚勤，书名已远扬，但他仍自认为“未稳”而不足，不断精研“笔法要诀”，再三请教老师，他的“纵横有象”“不令邪曲”“令有异‘势’、转角暗过”“点画锋健皆有筋骨”和“字体自然雄媚”等笔法追求，都一 一得到了张旭的认可。再从唐陆羽所写《僧怀素传》可知，颜鲁公在前辈已有笔法基础上，通过对自然物象细察又得“屋漏痕”之法（即屋漏水沿墙壁蜿蜒而下的痕迹。喻指运笔不可简单直行，要顿挫圆活、自然有致）。这是他在不断结合学习时人大家书法，又遍览参悟中原篆隶古碑和魏碑楷法后，在笔法审美上的再次升华。他研习书法既注重笔法“不失趣”的技，更注重笔画“不邪曲”的道；既博涉名家法书，又广采民间书法精华，对古今正俗之体，不厚此薄彼，皆为之师法。
他通过融会古今，根据自己的性情和审美取向，一步步在笔墨上加工锤炼，终于在其五六十岁时铸就了自己的书法风范——“颜体”。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颜体”的共同特征是结体宽博而内敛，点画强健遒媚，方圆笔兼备，多存籀篆古法，转折处往往外拓呈弧状而圆浑，整体气象宏大又不失虚灵。楷书字形端严方正，笔画重顿挫，横细而圆润，竖粗而厚重，外圆内方，拙朴沉雄；行草字体大小，长扁、正侧不拘，笔画多绞转，筋骨并备，随其书写的墨色浓淡、桔润变化，随性而天然。与魏晋人流媚飘逸为主要审美特征的书风，有同工之妙，又有殊异，就是沉郁勃发的气势。清王澍《虚舟题跋》云：“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所谓“不使巧”“不求媚”，其实是以平常心诚正而写，达到了极工而大美；所谓“不简便重复”，当是指他以籀篆古法作楷、行、草书，其笔画多藏锋，如裹铁屈金运行而沉炼。“颜体”的主调是拙朴、内敛和沉雄，充满着书者个性中的清气和浩气，更彰显出了大唐严整而宏伟的文化气象。这是颜真卿在书法风格创变上的卓越贡献。故苏东坡不无感慨地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后世贤人对颜字品评者多多，由于审美观不同，褒贬尽有，愚以为以坡公之论最切，可一言以蔽之。
颜真卿书法
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
颜真卿以他深厚的学养、忠贞的人品与其创造的“颜体“，所一致形成的书法格调，是世人最为珍视而仰慕的。颜真卿自少年起，本是秉持“治学勿仕”家训的读书人，然而最终还是抱着“修、齐、治、平”的报国理想进入了仕途。但其仕途并不平坦，多是曲折和坎坷，使他的人生充满了志士悲壮的色彩。颜真卿为政勤勉清廉、体恤民情，在抚州、湖州都留下了改造河田、造福一方的遗迹。盛中唐时期，虽然国势日益强盛，各方面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但其政局、官场也是充满多变、动荡与险恶，颜真卿忠贞刚直的性情，决定了他一生多在贬擢、乱离中度过。也正是在这漫长而艰涩的人生路上，呈现了他令世人景仰的正直、坚毅的人格品性。
天宝十四年（755年），北方藩镇军阀安禄山叛乱，颜真卿与从兄颜杲卿率领数郡兵力击溃了叛军20万铁骑，然而在这次争战中从兄颜杲卿、侄儿颜季明被俘，并先后被害。后寻得季明首骨，颜真卿悲愤交加，作《祭侄文稿》。文稿随情而书，其笔如蘸血泪，纵抹横塗，狼藉满纸，不计工拙，倾泻着他胸中的愤懑哀伤之情。这“不计工拙”而自然写出的书法墨迹，不仅体现了颜氏的人伦之深“情”，却又是常人专意而不能及的大“工”。元鲜于枢云：“太师之书，生平见真迹三本：《祭侄季明文》《马病》及《刘中使帖》……虽体制不同，然其英风烈气见于笔端。”这看似极普通的书札，却为后人宝之爱之而追摹，以时序排列在王羲之《兰亭序》后，被誉为“天下第一大行书”，可见魏晋以来，此作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颜真卿就朝廷两次隆重集会上安排百官就座，右仆射郭英乂为讨好谄媚宦官鱼朝恩，而任意抬高鱼的座次问题，写信给郭，即《与郭仆射书》，也称《争座位帖》。他严正告诫郭不可藐视破坏大唐礼仪，并慷慨直斥他的行为“何异清昼㩴金（白昼打劫）之士”。其刚正不阿、忠直粲然之气，无不溢于书札的字里行间。清阮元《跋争座位帖》说：“《争座位帖》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
永泰元年（765年），关中大旱，五谷歉收，时颜真卿被贬在此地任职，颜家也因此陷入困窘，左支右绌，数米而炊，将至断炊时，他不得不向好友李光进（李光弼之弟，时为太保）写信求援，说：“拙于生事，举家食粥米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这即是流传下来的颜鲁公有名的《乞米帖》。时年颜真卿57岁，作为已官至刑部尚书、知省事、晋封鲁郡开国公、二品勋级，且是平定安史之乱功臣的他，按常理应衣食无忧的，但他的家境却与一般黎民百姓的无异，大旱歉收竟会致使他这样的官员家庭饥寒交迫以至断炊，他不得不向友人求救。他为官清正、虽贫不失操守的坦荡品性，在此可见一斑。正如黄裳《溪山集》中所说：“予观鲁公《乞米帖》，知其不以贫贱为愧，故能守道，虽犯难不可屈。刚正之气，发于诚心，与其字无异也。”
大历十年（775年），获悉瀛州刺史吴希光献城投降、贼将卢子期被擒的捷报，颜真卿喜不自胜，作《刘中使》。从此书可体会到，当时鲁公大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里那种喜欲狂之情状，其笔画沉着凝练又神采飞扬，欣喜之中几欲颠狂，可见他个人的忧乐与家国社稷的安危，是紧密相连的，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志士的心胸！
自唐以来，对“颜体”略有微词的惟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一人而已，以其诗文看李煜确有高的艺术天赋，不然，一般的亡国之君是作不出怀旧感伤的《相见欢》《浪淘沙》《虞美人》等哀婉凄惨之词的，他在位十五年，胸无天下大志，整日沉缅于绮丽秀腻的诗酒美人的生活。但其词的感天动地又怎能挽回江山的败亡！清侯仁朔说：“鲁公刚方性成，作书亦方整持重，前辈谓士人不可无道，心不可泥道，貌鲁公书，无乃道貌毕呈。李后主谓颜书如‘叉手并脚之田舍汉’，当时以为确论，而其实不然。鲁公虽尽变晋法，其用笔之活，布置之工，严谨中具饶润泽，何物田舍翁有此文明耶？”艺术的审美风格历来是多种多样的，雄浑拙朴之美，何以不如婉丽秀逸之美？关键是为艺之人，其胸怀还要有天下之大义！
宋人对唐代书法名家如欧、虞、褚、柳和旭、素等的书法常有不满和责难，但对颜真卿的书法往往多加赞誉。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云：“（颜）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蔡襄、苏轼的字都师法于颜，对颜鲁公的人、书膜拜有加，自不必说。黄庭坚极为推祟颜，他在《山谷题跋》中言：“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而且还为自己取字“鲁直”，以示其倾慕追随之意。米芾最傲狂，也于《宝章待访录》中说：“颜书《争座位帖》，有篆籀气，字字意相联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董逌《广川书跋》云：“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沈作喆《论书》又云：“余观颜平原书，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能屈；至于行草，虽纵横超逸绝尘，犹不失正体。”等等。他们既是中肯地品评颜的书法，更是在借书喻人。
《颜氏家庙碑》
颜真卿《祭侄文稿》部分
汉末魏晋以来，书法的品鉴由笔法气韵转向注重书家道德情操，最为突出的是唐朝晚期，如柳公权的“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之论，至宋代更加重视了书家的为人品性，如苏轼的“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朱长文的“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黄庭坚的“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等。何以如此？是因宋朝本来就有边关外在辽、金强敌压境的威协和不断侵扰的忧患，更有朝廷内部党朋的激烈争斗，在党朋派别的政治争斗中，往往又有小人对君子的倾轧、谄害，在此过程中不但消毁了英才，也极大地损伤了正气，所以，颜真卿这样忠贞刚直的志士，以及他书作中所散发出来的凛然正气，自然为宋代士大夫们所珍视而倾慕推重了。尤其是到北宋南宋之交的政权处于大动荡的时期，当时的正直大臣如朱翌、李光、李刚等人，在庭堂悬挂颜真卿的画像，用以自励的现象几成风气。伴随着对“颜体”书法及其道德层面的推崇、效仿，使颜真卿的形象逐步走向了神祗化，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传令在山东费县重修庙祠祭祀颜真卿。据日本学者宫崎洋一考察，“从北宋到元代，中国各地建祠祭祀颜真卿越来越多，颜氏以书法家和忠直之士的双重身份合而为一，被人们作为神的形象供奉祭奠”。从而可见颜真卿在后人心中的位置。
由此可知，颜真卿书品、人品的广为播扬并为普世所敬仰、推重，始于宋代。
颜真卿的意义无疑是超越于时代的。颜真卿被叛贼李希烈所害，时年77岁。但在人们的心目中颜真卿是不死的，即使他身死其灵魂也会化仙升天而永在。颜真卿当然不是神，也不是仙，他只是以一颗纯正不伪之心，也即以赤子之心作书、处世的人。他已谢世1200多年了，虽然时移境迁，无论其间的政权如何更迭，观念风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他的人格品性与他的“颜体”书法风范，却如闪耀在历史时空中的恒星，一直照亮在人们的心底，熠熠生辉。自宋而元明清，直至现在，追摹“颜体”书者层出不穷，从师法颜书而融会贯通成就书法大家者也代不乏人。
对于当代书法家而言，颜真卿的意义，不仅是对笔墨技艺的埋首穷究或高谈阔论，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书法里安放我们的灵魂。他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正视艺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也即是要重新审视书法和书法家的身份，以及如何塑造书法家的文化人格问题。
书法是什么？人人皆知书法是写汉字的艺术，是最具中国人审美特色的文化。书法在世人眼里，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故此，长期在海外生活、工作的华人无不对汉字书法有着特殊的民族血脉的认同感、亲切感，旅法华人艺术家熊秉明先生曾深有体悟地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书法若仅是一种书写技艺，就不足为道了。古人云：“书艺小技耳，君子不为也。”又云：“书，心画也，君子小人见矣。”可见，古贤更看重的是书法中的道，即它的民族文化、道德精神。千百年来中国的书法家很多，但像颜真卿那样将书艺与人品完美统一为一种形象一种力量，从而征服人心，受到宋人和后世历代文人书家，以及普通大众景仰膜拜的并不太多。
颜真卿《刘中使帖》
世界上最有征服力的是什么？不是武力，而是早已植根于人体血液中的文化。古往今来，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武力过后，最难征服的就是它无处不在的文化，其结果常常有两种：一是被对方强大的文化所融化、同化；一是把自己的文字、文化强加给对方，从而灭其根，亡其种，但其难度和耗费的时间，往往要超出武力的许多倍。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先行自己堕落衰微了，就意味着一种民族信仰、精神的自我坍塌和消散，距其亡期也就不会太远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原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王国的消亡，除了战争、天灾等原因外，主要还是文化的颓废、道德的沦丧，最终导致它走向了末路。我国各朝代的晚期也都曾遭遇过类似的危境，幸运的是每当其时总有许多仁人志士舍命救护，以其凝聚人心，形成刀枪难以相敌的力量，使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之根始终未断，虽历经危难，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而挺立，绵延至今。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若问什么是中国人能抵御大难的力量？此力量即是道德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魂，是一个民族的根，具体到人，就是他的文化人格。文化人格不简单地等同于学历、学术成果，乃是一个人的文化教养、道德素养等方面的综合品质。古贤颜真卿自不必说，现代人徐悲鸿、齐白石、于右任、王蘧常等都不曾有什么高文凭，他们德艺双修，于坚守中立品，于磨砺中成艺，不仅艺术独绝于世，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其忠贞不变的文化气节也更加突显出来。看我们今天的许多书法家，论学历不可谓不高，论资历不可谓不深，论名气不可谓不响，论官衔不可谓不多，论架势不可谓不大，其艺术成就暂置不谈，就文化教养、道德素质和传统美德等整体而言，与先贤前辈相较，已是令人不能不为之忧虑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书法人无论老、少，也无论名家与否，多是心浮气躁，耐不得寂寞。虽遇友人聚会或讲堂、研讨会之类，大谈书法之道，宏论文化之理，却难有一份静气独享读书学问之乐，哗众取宠者多，身体力行者少。为了名利，有些书家将书坛当作官场、商场和演艺场，或钻营投机，争权夺位；或钱财开道，买、造会员证；或像商家作广告那样对自己的书作大肆炒作、吹嘘；或拉帮结派，排挤异己；或时出怪象，赢得出镜率；或刚练几天字、还未进门入道的就自称书法家、大家，到处写字奔忙；或把书法庸俗化，游走江湖，唬人骗钱。有的书家在普通大众面前端架子、摆大谱，在权贵金钱面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有的书家、评论家因为有“红包”，不惜为不入道的书者捧场、唱赞歌……如此乱象，司空见惯，不止书法一域而已。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通过笔墨技法营造的意境美、韵律美，虽有不可言传之妙，但它透出的总是人性的真、善 美。它或雄浑、或娟秀，或惊涛拍岸、或小桥流水；或端庄肃穆、或跌宕起伏，风格可多变，但总要给人一种高尚情操的陶冶和奋发向上的激励，使作品在继古创新中有一股催人进取的正能量，体现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历史上传下来的杰出书法家的作品，尽管时代、作者和书体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的都是正大气象。书法作为一种文化，通过对汉字的审美书写，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书法家历来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钦佩与尊重，是因为他们作书的一笔一画、处世的一言一行，都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君子风范，这既是书家勤学修为而应有的文化教养，也是世人对书家文化人格的殷殷期许。艺术即人，书法是人创作的，人是书法文化的主体。中国集几千年积累的丰富灿烂文化，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扬弃中继承光大的。荣格说：“一切文化将最终积淀为人格。”所以书法家的文化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思以其道易天下”，思想、精神、信仰构成“道”的内涵，自古以来十分注重作书先做人，“心正则笔正”。所谓艺之道、人之道，其核心是诚正、有道义，惟如此其笔才不会为金钱、邪怪所驱使。
虽然书法艺术创作是性情化、个人化的，但书家总还是希望作品受人喜爱并能流芳百世，那就不可任笔为体而低俗，也不可使气任性而丑陋；虽然道德高尚者不 一定有艺术之资，奸邪之徒不一定没有艺术天分，但自在以来谁也不会推崇或悬挂蔡京、秦桧之流的书法；虽然时过境迁，当代的书家已远离了传统文化的土壤环境，书法也不再是实用和入仕的主要手艺或工具，其创作转向纯艺术化追求，但仍不可偏废为艺的大道，不可丢失做人的根本。
当代书家要有所作为，就应像颜鲁公那样书品与人品的完全统一，真正达到德艺双馨，始终保持一份静气、清气和浩然的正气，要有志向高远的胸怀，有通古知变的学识，有秉道直言的担当，有无欲则刚的坦然，有不屈于权钱的骨气，有持之以恒的坚毅，也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穷，独善其身；达，兼济天下，终其一生守节不变，时刻自重、自省、自励，从而不随波逐流，不夸夸其谈。真正的书法家，应该耐下心来把书法当作学问来做，把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当作事业来做，自立自强，使书法文化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放光华。（原载于《解放军美术书法》）
秦阳，笔名沁阳、祥程等， 河南沁阳人。1978年2月入伍，历任政治部干事、秘书等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军、全国重大展览并有作品获奖。亦注重书学研究近年来有《书法四题浅谈》《多元文化成就魏晋书法辉煌》《章草在秦汉的生发》《司马光书法解读》《浅谈赵体楷书的临习》《宋人书：性情的雅致挥洒》《褚遂良与初唐楷书书风的确立》《带核的小诗》等文章在专业报刊发表。另有专著《章草寻绎——历代章草书法家及其作品略述》《当代军旅书法家——秦阳书法作品集》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