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十国时期后周众多将领发动陈桥兵变，后周覆灭，后周大将赵匡胤受到众人推举成为新帝，同年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为了与后期疆域更靠南的南宋相区分，历史上称之为北宋。
北宋的建立标志着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结束，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充分吸取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教训，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以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将朝廷之内各高级将领的兵权完全解除了。
这之后宋朝的兵权与财权基本上都被中央所把控，地方实权过大威胁中央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宋朝时期防止武将权力过大的方法就是文官治国，这也使得重文轻武成为宋朝官场的主旋律。
而由兵变夺得帝位的赵匡胤即使面对文官治国也极为重视官员权力的分化和限制，极力避免任何官员权力过大威胁皇权。
翰林学士制度的兴盛及其对于在朝宰辅的制衡就是最好的表现。
一、翰林学士制度起源
翰林学士最开始设置于南北朝时期，但那时候还是一个没有很大实权的小官职。
一直到唐朝初年，皇帝通常会选用一些当朝的名儒学者进行日常诏令的起草，实际上也没有实权。
那时候的翰林学士主要居于翰林学院，除了一些替皇上起草诏书的专门人才之外，还召集了很多各种文词、经学之士，随时准备服务于皇帝，也就是通常意义上陪皇帝解闷的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翰林学士基本上是个人凭借真才实学得以出任，不似当时主流的以家庭身世作为为官标准，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的流动。直到唐玄宗时期，开始将翰林学士与朝政相关联。
据史料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翰林学士得到正式官方命名（之前叫翰林供奉)，专门负责皇上的私人秘密事务吩咐。
后来翰林学士的职权日益加重，也更加受到皇上的青睐，在当时一度被称为“内相”。
翰林学士出现之后，就正式形成了中书舍人和翰林学院的权力对峙，从前中书省一家独大的制诏之权也被分割了，皇帝的命令在那时候也被分为“内制”和“外制”这两种。
外制虽然是由中书门下正规机构发出的正诏，于国法层面而言具有相当的正统性。
但受皇帝临时之命用黄麻纸写的翰林学院“内制”诏书在那时有凌驾中书门下“外制”的权威性。由此，皇权个人意志凌驾国家诏命机构的趋势已经初见端倪。
宋代翰林学士基本上是沿袭唐朝官职的职权和作用，比较独特的是宋朝以文官治国，这使得翰林学士在当朝发挥的作用远胜于历代前朝。
二、翰林学士对于宰辅制度的制衡与联合
宋代宰辅制度和宰辅机构的设置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说，作为中央职官的核心，宰辅制度的权力鼎盛之极已经威胁到皇权，达到了权相的地步。
何谓权相？首先必须作为在位宰相之职，并且具有宰相的实权而不是被帝王之权架空的虚职；其次具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机构，比如围绕宰相职位的中央宰辅机制；再者宰相的权力要有一定的权威性且获得了社会层面的认同。
1.制衡的必然性
北宋立国之初就将唐五代后期宦官专政的政治局面给扭转了，中央集权强化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宰辅权力的回升。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言官、士大夫对宰辅决策有舆论影响的作用，但这时候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其实已经取得了与帝王等同的话语权，宰相专政的苗头已经开始呈现。
也正是因为宰辅大臣权力鼎盛威胁到皇权才使得翰林学士的权力急转直上，需要认识到的是翰林学士在宋代的权力兴盛从根本上说就是皇权对相权的压制，翰林学士作为内朝决策机构与以宰辅为代表的外朝决策机构的权力抗衡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朝堂势力权力牵制。
这自然是皇帝所希望看到的，朝堂之上的任何势力过于强大都会引起皇权的忌惮，翰林学士权力兴盛是代表着皇权的集中，同时翰林学士大权旁落也是体现着皇权的加强，只是这时候翰林学士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不再单纯代表皇权意志，当然这是后话。
2.联合的意外性
宋代的翰林学士最初也是作为朝廷官职的选拔机构而存在的，然而后期许多朝廷内的重大决策皇帝都会与翰林学士进行商讨，让他们共同决策，然后拟定旨意直接起草诏书。
这自然是直接避开了以宰辅大臣为首的外朝决策机制，皇权决策有意绕开宰辅决策程序已经正是皇帝对宰辅大臣有了权力忌惮。翰林学士深承帝王旨意，权力更是日益兴盛，这之后朝廷重臣甚至宰辅大臣都是从翰林学士之间选拔上任。
有统计两宋翰林学士共计371人，其中官至宰相多达160余人，说翰林学院是两宋宰相诞生的摇篮也是毫不夸张的。
翰林学士与宰辅大臣长期维持着互相抗衡的局面，但这也只是初期。翰林学院作为消解外朝决策权力过大的皇权亲近决策机构的身份自然是始终体现着皇权意志。
然而从翰林学士能够选拔产生宰辅大臣开始，这种皇权意志其实就已经在被逐渐消解了。翰林学士和宰辅在这时候不仅体现着互相制约的关系，更逐步成为相辅相成的关系。皇权意欲从亲近的翰林学士之中选择宰相 从而将宰辅的权力意志转化为皇权的权力意志，进一步加强专制集权。
然而意识到皇权意欲削弱相权的宰辅大臣也并不是在坐以待毙。随着翰林学院地位的上升，翰林学士的选拔标准也从最初的“有能力替皇帝解闷”到需要经过层层选拔，这时候从底层提拔上来的人选自然是难辨来历，难免会被安插宰辅的亲信人员。
这样一来，翰林学院与宰辅机构的抗衡之力也在被逐渐消解，而呈现翰林学士与宰辅大臣联合之势。
翰林学院中的宰相羽翼收到宰相关照而飞黄腾达，一朝能够进行朝政决策自然不会触及宰辅的核心利益，而会选择与宰相共进退。在朝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联合势力，并对异己势力进行铲除，体现出相权的再度膨胀，朋党之势也开始发迹。
三、翰林学士的阶段性兴盛与衰落的必然性
《三国演义》在分析天下大势精辟的论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帝王朝堂。翰林学士与宰辅的联合之势自然是被皇帝敏锐地嗅查到了。一旦引起皇帝的忌惮，就像翰林学士最初的骤然兴起外，也能够骤然衰落。
1.摆脱皇权的阶段性兴盛
最初皇帝为了避免内外朝勾结采取的措施是频繁更换宰相，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宰相在位时间长而结党营私，积累人脉。同时对于宰辅机构和翰林学院的选官标准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已经在位宰相的官员亲族都不允许再进行翰林学士的官职选拔，一经查出，连同相位一起罢黜。
制度施行之初就将当前任上的翰林学士中与宰辅有亲属关系的官员进行彻查并改任他职，查处力度不可谓不严。同时日常生活中宰辅大臣和翰林学士在严格的规定下也都会避嫌，不相亲近。
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改制措施下使得短时期内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也只是在制度施行之初有效。
频繁进行的官员变更导致政令措施朝令夕改，为了分权制衡而设立的繁杂官员职位已经给宋朝统治埋下了祸根。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片无所作为、乌烟瘴气、贪污腐败的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宋后期翰林学士与宰辅大臣的势力勾结日益猖狂，结党营私现象充斥朝野，皇权几乎已经被架空。
2.封建专制下翰林学士的皇权工具身份
翰林学士地位和权力的兴盛衰落其实和其他任何官职确立及废黜一样根本上都是皇权意志强弱的体现。翰林学士设立的最初意义就是分解相权从而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只是后期因为制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使得内外朝相勾结影响了皇权专制。
就两宋而言，翰林学士的地位整体呈现为兴盛——衰落——兴盛——衰落，背后也是代表了皇权的强化和衰落。
然而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帝制归根结底是以皇权为尊，在整个历史发展层面而言翰林学士的地位不可避免呈现兴盛——衰落之势。
两宋后期统治者再次解决了翰林学士与宰辅的勾结问题，翰林学士自此之后进一步呈现衰落之势。
明朝废丞相，外朝势力大权旁落，为牵制外朝而设置的内朝翰林学士自然也是地位下降，等到清朝时期象征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的军机处的设立更是让皇权摆脱了依靠翰林学士制衡权臣方式，也就使得翰林学士终于没落于依附皇权的历史舞台。
翰林学士那么长时间存在于历史舞台之上，也只是悲哀地作为着加强皇权的一个工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