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卡门的提琴
积学：“学不可以已”
冯友兰先生曾言：“在荀子，人有相当之聪明才力，人由此才力，若告之以‘父子之义’、‘君臣之正’，则亦可学而能之，积学既久，成为习惯，圣即可积而致也。”
冯先生此说可谓深得荀子“为学”之要，清晰地表明“为学”是每个人所具备的能力，真积力久则可入圣人之境，是以“积学”乃是个人达致圣人境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依荀子之意，只有历经学习，获知礼义的前提下，人固能以“礼”作为“中衡”，进一步开展治气养心之术。
荀子特别重视“积”，正所谓积土而成山，积水而成渊，积善而达于全尽，可以为圣人。
故《荀子》拟《劝学》篇为首，并从多个面向，将“学”之要义全盘托出，对于学什么、如何学、学之义为何，皆有清晰的阐发。
在先秦时期，“学”之本义乃为“效”，意为效法先圣贤学，是就实践而言之。
荀子主张“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荀子·大略》）即是说不学无以成圣，并且认为学习是不可以有所停止的，若非有所止的话，那便是“学至乎没而后止”（《荀子·劝学》）。
是以，“学”乃是贯穿人之生命始终的一件事。
依荀子之意，“学”如此重要乃在于，涂之人若欲成为圣贤之人，则须藉以后天人为的努力，不断地去学习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可能实现学以为圣的目的。
此外，荀子认为，“为学”固然不是以记诵为目的，其真实意图是为“美其身”，故荀子称“学”是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的关键，同时也是“涂之人”得以成圣的前提与基础。
依荀子，为学之步骤则以诵经为始，以读礼为终，亦即经书的学习是以礼为其依归。
何以荀子言为学终乎读礼，而不在于诗书？因为在荀子看来，诗书所记载的史事过于粗陈，并且散佚没有统类。
但“礼”体现的是各类人伦关系中的礼制、政制，且“礼”能够相通各类事物。
克就个体“修身”所要达致的境界而言，“为学”则以士为始，以圣为终也。
由是而知，荀子虽主张“今人之性恶”，但亦承认人有“为学”之能力，并且学习是持续到生命的结束方能停止。
依荀子，“积习就是积学，积学就是积善。”
人在“积学”后，即便是诗书中那些繁冗的义理知识亦可领会其义，而后能将之融入个体的实践活动之中，进一步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物理现象看来，冰与水之间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但就其形态而言，却已由液态之水，变为固态之冰，转化成为一种新的形态。
就人而言，此形态得以转变在于“为学”也。
如同墨绳可以正木，磨砺可以砥金一般，透过“博学”、“参省”，涂之人亦能使其行为合乎规矩，进而可以智明而无过矣。
荀子认为，终日的思考不如须臾的学习，如果只是学习而不加以思索，或只思索而不加以学习都是不可取。
故“学”与“思”在自我人格提升的过程中，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向。
如果仅停留于“学”，对整个认识没有新的建树与思考，那只能称得上知晓，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了解。
同样，如果仅停滞于“思”而不“学”，也就无法认识先贤的经典著作，更无法知晓礼乐文明。
在荀子，“思”之发用,乃诉诸“心”，然之所以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实则在于“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教”引申为学习。
总之，人之“思”目的在于能更好地“学”，“学”“思”结合则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实现。
隆礼：“礼修而行成”
“礼”在儒家思想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概念，学界大多认为，孔子思想有两大核心，其一是“仁”，其二是“礼”，然此二者分别被孟子和荀子所继承。
孟子发扬其“仁”学思想，而荀子则于“礼”上着力。
东方朔曾指出，“礼之作为统领、总纲的特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方面，对于个人的修身而言，礼则是不二之准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孔子主张“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荀子亦强调“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故荀子认为，“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礼及身而行修”（《荀子·致士》）。
由是观之，“礼”不仅是人们所要学习的内容，亦是人们正身之轨范。
前文已论及“血气、心、性”等范畴是荀子言“修身”之内在向度，“积学”为“修身”之外在向度。
然荀子看来，仅有如上工夫还不足以支撑君子人格的形成。
倘若“修身”不以“礼法”为圭表，就如同用手指去测量河水的深度，用戈舂黍米，用锥子到壶里取东西一般是难以实现的。
循此可知，在荀子的思想框架下，一切“修身”之举皆以“礼”为圭表，而这也正是荀子言“隆礼义而杀诗书”之缘由所在。
但是，荀子“隆礼义”之意并非是要抹杀诗书的作用，而之所以主张以礼义为主，是为了避免使诗书成为“学杂识志”（《荀子·劝学》）的口耳之学。
“礼”起源于祭祀，原义为“履”。
此义与荀子在《大略》中所言：“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可谓不谋而合。
对于祭祀的态度，荀子有云：“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荀子·礼论》）以此可见，在荀子“祭祀之意义，与其说在于致祭的对象，毋宁说在于行祭之行为主体自身。”
也就是说，祭祀乃是祭祀者为了表达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思念之情，而兴起的一种活动，然此活动的方方面面，皆有礼义的规定。又《说文》“豊”部：豊，行礼之器也。
此外，“體”字也有“豊”，是以礼又与人身相关，“礼”作为一种规范，规定了人之言行举止的表达方式。
荀子认为，若顺由其欲望的无限发展，就会因为“物”不足以养“欲”而产生争夺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形成“偏险悖乱”之“恶”。
基于此，荀子主张用礼义以养人之欲望，使人之欲求以合理的方式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并不是指一味地填充，而是使其欲望得到有效的满足。
在荀子，一味地满足人之欲望不但理论上不可能，在现实意义上，因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亦决定了其欲望是无法得以完全满足的。
对于人之情欲，荀子除了主张“养”以外，还倡导以礼“节欲”。
如其在《致士》中言：“礼者、节之准也。”对于“欲”的态度，孟子倡导的是“寡欲”，而荀子则主张“节欲”。
可见荀子认为，“欲”虽然不能完全祛除，但是可透过“礼”之规范，给予恰当的滋养与节制，可以使“欲”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活动。
然在荀子看来，人性中是不存在“礼”的，但是“礼”作为个体修身之依据，是可以透过“心”的思虑，使固然无礼义之性，在心之思虑下强学而求得。
近其人：“学莫便乎近其人”
依荀子之见，礼以正身，师以正礼，有益于君子的批评者是“师”，起初“师”这一术语只是起比喻作用，被定义为“非我而当者”（《荀子·修身》）。
后来，“师”是礼仪方面的导师，他们必须遵守世代沿袭的规则（“法”）。
因而，若没有老师的言传身教，人们在学习先贤之作时，便无法深得其要。
有师法的指导，如同获得至宝一般，反之，则为大殃。
对于为何需要老师的教导，荀子解释到：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荀子·劝学》）由是而见，荀子虽特别重视诗书等五经的学习，然在学习中亦十分注重老师的引导作用。
以此习得君子之说，进而实现为学以成德之宗旨。
荀子这般重视“师法”的缘由在于其认为，《礼》《乐》有法而无解，《诗》《书》过旧而不新，《春秋》隐晦而难明。
但是如果能接受贤师的教诲，那么孔学便会受到世人的尊崇，并且流传于世。
所以，荀子认为学习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接近贤师。
如果不懂得尊崇贤师，只是一味地通读书籍，是不能真正知晓书中所隐含之微言大义，这样的人只能成为一个简陋粗鄙的俗人，难以成就圣人之名。
其次，荀子指出，人若有师法的教导，必会对人的发展有所增益；若无师无法，人就会走入歧途，乃至成为盗贼危害社会。
荀子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人在有、无师法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阐释的十分清晰，此意乃在说明师法对于个体修身以成德而言的重要性。
人若具“知、勇、能、察、辨”等特点，加以师法的指点，必能大有作为；反之，若无师法的指导，这些优点便会成为人之大殃。
此中之关键乃在于师者能够贯通各个领域，能“赞稽物”、使“万物官”，从而将个体之优势发扬壮大。
之依荀子之见，学习最快的途径是近其人，隆礼则次。
是以，学礼须有老师的指点，倘使不遵师法而刚愎自用，就如同让盲人分辨颜色，聋人分辨声音一般，只是一种胡乱妄为之法。
在《大学》中，修身乃为九经之本，次之便是尊贤，尊贤亦即是尊崇师法之教化，此亦可见尊贤（近其人）于修身的重要性。
在荀子，老师必须具备四个德性：“尊严而惮、耆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荀子·致士》）也就是说，老师自身要严慈相济，有威信，言谈之间不陵越、不违矩，对于各类论说知其精细又有独特的见解。
具备这四个条件后，方可称之为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