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作为赵宋王朝的延续，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局面，金并不只满足于攻下开封，获得宋朝原本的北方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的领土，而是野心勃勃，意图将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一网打尽。建炎元年到绍兴四年的七年时间里，金国加紧了攻势不断进攻宋国，南宋军队被迫撤退防御。
南宋朝廷遁逃与各地抗金活动
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朝廷。但此时金朝野心勃勃，并没有满足于在开封战胜的成果，和在北方占领的土地，而是欲要一统中国，入主中原，因而对于已然拥立新帝的南宋朝廷穷追不舍。
金朝先是立了原北宋的宰相张邦昌为所谓的“大楚”皇帝，以傀儡政权的形式实际统治着黄河以南的地区，并一路猛攻，继续南下，以期俘获宋高宗，彻底灭亡宋朝廷。而这一时期的南宋王朝，只能被动地且退且战，宋高宗甚至向金祈和，“以书请存赵氏社稷”。
不过，此时金朝劲头十足，并未满足宋高宗的奢望，反而—路猛攻。在这一阶段内，南宋丢失了南方两淮、江西、两湖等地区的大量地方，建康、广德、湖州、杭州等地纷纷失陷，高宗及其朝廷班子一路仓皇逃窜。
所幸此时有如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将领，率领军队与金军在江、淮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作战，使金军在水路和陆路作战中都遭到了挫败。
而建炎四年，时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的大将张竣，在西北开辟了第二战线，他调集大量军队在西安东北面的富平与金军大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使得金朝大感挫败，并不得不计划将在江南地区对一路南遁的宋高宗集团穷追不舍的宗弼军调往西北与张浚对抗。
这极大地减轻了东南战场的压力，有力地转移了金军的力量。韩、岳诸将此时对于金军的牵制，使得两淮地区的战事有所缓和。加上张浚在川陕地区积极作战，南宋朝廷略得喘息。
金军终究意识到灭宋恐非一日之功，因而决定在实行所谓的“搜山检海”策略，掠夺了大量的财物后，准备北返。在这一时期的宋金之间的战争，主要都是由金主动发起，而南宋方面被动防御而进行的。不过，在南方、北方和荆湖地区，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江南、两淮地区的抵抗
在建炎元年至建炎四年间，因南宋朝廷核心在江南、两淮地区，使之成为宋金间军事角逐的焦点所在。金军为了能尽快达成彻底亡宋的目的，由兀术亲率主力进攻江南地区，挞懒率军进攻淮南地区，对刚刚建立的南宋朝廷穷追猛打。
在此期间，听闻完颜挞懒挥师而来，驻守江西的刘光世不战而逃，使得挞懒的军队在江西、湖南、荆湖地区肆意横行。但江南战场的兀术则没有如此顺遂，他与盗匪李成相勾结，在江淮间遭遇了岳飞的顽强抵抗，这也是岳飞与李成的第一次交锋。
虽然金军遭遇到了岳飞的抵抗，但当时南宋朝廷倚仗甚重的宰相杜充，在完颜兀术许诺允许其自立朝廷的游说下叛宋，这使得金军顺利占领了江南重镇建康府。
不过，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杜充的叛逃，使得南宋损失了建康等城市和数万兵力，但效力于杜充帐下的岳飞得以独立出来，摆脱掣肘，开始独立进行他一生中重要的抗金活动。
在占领了建康之后，由于急于捉拿宋高宗，将宋朝彻底灭亡，宗弼留下少量兵力驻守建康，挥师往宋高宗驻跸的“行在”而去。宋高宗听闻金军前来，仓皇自往越州、明州而去，向海上遁逃。
荆湖地区的防御策略
建炎年间的江西和荆湖地区相比于江淮地区又是另一番形势。江淮地区是金军的首要目标和第一战场，而江西、荆湖亦是重要的战略地区。这里物产富饶，又与江淮毗邻，唇齿相依。
且荆湖地区东接东南，西接四川、西北接陕西，是连接南宋几大战略重地的枢纽，可谓是三面之门户，极为重要，因此也成为宋金争夺的要点之一。
但如果说江淮地区因为岳飞、韩世忠等人的积极防御作战而得以保全，或可说江西、荆湖地区所托非人。金朝为了迅速彻底吞灭南宋，兵分数路，除了进攻东南地区，也从战略上深入江西、荆湖等地。
南宋初年，由于南宋朝廷在东南地区与金军艰难周旋，一方面无力对江西、荆湖地区进行强有力的守卫，不少地区为金军占领。建炎三年十二月，洪州更不幸遭到金军屠城。
金人“留杭州月余，取金银宝物、百工伎艺之属皆尽”。
除知分宁县事、朝奉郎陈敏识死守以外，尚书郎侯懋、李几等人都偷偷躲避在城外百姓家的房梁上，不敢迎敌。显然这一地区对于金军的抵抗不如江南、淮南地区积极有效。
而荆湖地区，采用了设置镇抚使管理的策略。在当时朝廷无力顾及全局的情况下，设置镇抚使，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权宜之策，但南宋朝廷在委任镇抚使的人选时，有较多的妥协，这也导致了后来襄阳、荆州等军事重镇的失陷。
南宋将荆湖地区划分为几个小的部分，分别设置镇抚使，委以军政权利。但在镇抚使的人选上，南宋朝廷出于减轻江南、淮南压力的私心，委任了一些被招降的势力较强的匪寇。
如镇抚襄阳、邓州、随州、郢州四州的桑仲，乃是军卒出身，而后溃败为贼，是无恶不作的悍匪。在京西，他“连跨数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他无恶不作，无粮时，竟“人相啖”。为了防止他率部投金，这样人人得而诛之的恶徒，南宋朝廷竟对他委以重任。襄阳乃战略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竟荒谬地托以土匪。
悍匪桑仲被招安为镇抚使，并未有安抚人民、发展地方的任何功绩、反而不断攻击和滋扰其他州府，大行土匪作派，自己也为部下所杀，使得襄阳、邓、郢诸州几易长官，以致后来襄阳、邓州等地果然陷落，为伪齐和金军所得，后幸得岳飞克复。
桑仲之流不在少数，这使得荆湖地区对于金军的抵抗力更加的削弱了。不过，也有一些有作为的镇抚使，在荆湖地区安定民心、发展生产，抵御金军。
例如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荆南府、归州、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金、均、房镇抚使，八字军首领王彦等还是颇有建树。
他们或是积极发展生产、或是积极抵御金军，对于保卫荆湖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他们大多只是对于金军的进攻进行抵抗和防御。另一方面，又因丧失了两河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朝廷为了维持高额的开销而横征暴敛、征收赋税。
一时间江、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南宋朝廷在江西、和荆湖地区，巧立名目，于正税之外加收各种名目的赋税，人民往往要缴纳比以前多五六倍乃至七八倍的税，不堪其扰，不少人不得不“落草为寇”，这使得南宋江西、荆湖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
川陕地区
川陕地区于南宋在政治军事上也颇具意义。南宋朝廷的核心是江南，并最终把“行在”定在临安，川陕地区与之可谓是遥遥相望。川陕关隘险峻，是天然的军事屏障，如果金军攻得川陕要地，溯长江而下，则南宋朝廷西部门户大开，危在旦夕。
所以南未朝廷仓皇南渡，却并没有放弃川陕，而是派张浚经略川陕。张浚，字德远，政和间进士，建炎间除枢密使。张浚提出中原是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可见关陕、襄邓都极为重要。
他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强调了关陕地区对于四川和东南的意义。建炎三年，朝廷任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为所部”，以拱卫东南，守卫西部防线。
张浚在陕西苦心经营。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张浚也是这样的观点。因此他于建炎四年九月，调集了熙河、秦凤、泾原、环庆四路兵力及吴阶所部，合五路大军18万人，而号称40万，在西安以北的富平集结，欲对金军发起猛攻。
金人听闻张浚四十万大军集结，惊慌失措，倍感压力，急急把在江南地区的宗弼调往西北应对张竣的大军。这便是张浚在川陕开辟的第二战线。
不过富平一战，由于种种原因，以金军的胜利、宋军的惨败而告终，宋朝失去了陕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有人认为失败的重要原因便是张浚书生意气，加之战争经验不足，又骄纵轻敌才使战败。
富平之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极大地牵制了金军的兵力，迫使金军将宗弼从东南战场撤回，极大地缓解了东南战场的形势。绍兴元年夏天，金军在富平之战获胜，夺得陕西部分地方之后，派兵进攻吴玢、吴璘兄弟驻扎的和尚原。
和尚原是川陕间的门户，是“入川的前哨据点”，金军意图攻占和尚原，以图川陕。率军攻打和尚原的金军将领，正是从东南战场撤回来的宗弼。
和尚原之战，吴玢等人顽强抵抗，以少胜多，成功守卫了川陕门户。吴玢等主持的川陕战场对于这一期的南宋来说至关重要，自宗弼北撤，川陕战场的地位更加重要。
“从绍兴元年到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成为宋金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而由于“吴玢军的英勇奋战，使金军从此再也不敢窥伺四川”。
在川陕地区，宋和金互有胜负，但这一地区战场的主要意义即在于转移了东南战场的压力，给与金军一定的打击，尤其是宗弼，在江南和西北的接连受挫，极大地打击了他的信心和在金国内部的威望。这也成为宋金之间军事态势逐渐转变的一个原因。
南宋前期，在江南、淮南地区是显而易见的防御性作战；至于江西、荆湖地区，诸多将领或是不战而逃、或是丢城失地，几乎不具备反击的能力；而川陕地区，张浚、吴玢等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虽然富平之战乃张浚筹谋、主动对金进行进攻的，但其目的一则是防止金人由川陕入东南，危急朝廷，二则是缓解江南淮南地区的压力。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依旧是防御性的。
结语
在南宋初期江南的军事态势上，金军主要持主动进攻的态度，南宋则被迫进行防御性的作战，且多有失利，宋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主导地位。
但岳飞、韩世忠诸部的顽强反抗，也使意欲迅速捉拿高宗，成就不世功业的金军倍感挫折，折损甚耗。以韩、岳等为代表的宋军给以宗弼为代表的在江南地区作战的金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虽然这一时期的南宋主要是处于防御性作战，但由于岳飞、韩世忠等人敢于迎敌、善于作战，岳飞在陆路，韩世忠在水路，加上民众的支持，积极与金军作战，打击了金军的气焰，挫伤了他们的斗志，极大地缓和了江南、淮南地区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