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头与作揖——中华传统礼节历史渊源许多人不懂。
礼仪是根据在社会、社会价值或者小组之间的当代常规准则影响社会行为的期望的代称。

礼节通常是不会有人刻意去规定和记载的，但是礼节的方面常被记录了。礼节的规则包括社会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社会层次方面，是没有有效期限的。礼节规则也许反映了社会的伦理规则，或者它也许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在的状态。

记忆中，下跪与耻辱有关，比如犯错了总会听得父母断喝：跪下！然后必是一顿皮肉之苦。之后在文字和影视里看到的“跪地求饶”、“磕头认错”，远比“跪别亲人”“磕头谢恩”等词汇影响要深刻得多。
中国人得叩首之拜有其历史渊源，不含任何侮辱，贬低人性的意义。
据《周礼》记载，古代跪拜礼有九种：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

叩头是东亚一种传统仪式和礼节，又称为磕头。行此礼的人以双膝跪地，以头触地。用以表示高度的忠诚和尊敬。这种仪式用于对神，父母，师父，君王。到清代则演变为包括下属对于长官，尤其是臣子对君主的礼仪。这种礼仪，在清朝近现代与其他国家如英国外交官员接触时，成为外交上的重大争议。
不跪不叫拜。拜，就是行敬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共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后来，用于僧人举一手向人们行礼，也称“稽首”。）

中华在汉以前，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时，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即席子，人就坐在席子上，故称“席地而坐”。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多垫一重席子，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不过，所坐的东西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王者所坐的席位，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儿，给王者凭依。

因此，古代所谓“坐”的姿势，是我们现代人的跪的姿势。坐时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跪拜是向君主、尊长表示尊重时，“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著地为拜”，可见，最初这是一种由坐姿派生出来的表示尊重的动作。

跪拜磕头废除了么？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发布文告，改革旧俗、保障民权，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废止跪拜”。南京临时政府明确规定，从民国元年开始废除跪拜制度。当时在废除跪拜制度的细节操作上是非常有技巧的，只规定官员之间、官员和民众之间不行跪拜，对民众在私人场合则不加干涉。所以民间依然可以使用传统跪拜礼节作为敬重父母，师父的仪式，但不适用于民众与官员。
作揖
作揖为中国人见面时的一种行礼形式，它相比于握手有更卫生、优美、自主、有文化底蕴的特点。“揖”据考证大约起源于周代以前，算起来怎么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作揖的正确手势是：作揖的基本手势是右手握拳，左手成掌，对右拳或包或盖，这样的作揖手势是“吉拜”，反之则为凶拜，可用于吊丧。
中国古代讲究以左为尊。古人为何以左为尊？一般的解释是：人在攻击别人时，通常用右手。所以，作揖时，左手在外，以“左”示人，表示真诚与尊敬。
关于拜师
中国拜师习俗的形成主要受儒家传授学术的规制影响，最早可追溯至孔子收徒的做法并由其演化而来。至现代，中国的中医药、传统艺术等行当仍采取拜师从业、传授技能的方式。
传统的师徒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即俗谚所谓”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投师如投胎”。有的行业，一入师门，全由师父管教，父母无权干预，甚至不能见面。建立如此重大的关系，自然需要隆重的风俗礼仪加以确认和保护。
“拜师磕头”除了对师父表达极大的尊敬外，也显示出学徒对学习这门技艺所下的决心、诚心。我们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这种方式如今在平时是不轻易使用的，正是因为“不轻易”所表达出来的才是最具分量，最强烈的。
拜师是一件双赢的事，许多传统的艺术流派，都是依靠传人来传承的，因为没有传人而导致流派失传的事时有发生。而对学生来讲，拜名师既可以在艺术上有所长进，也更容易得到业界的认可。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1793年7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

中国又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历代的统治者都制定有一套繁复的朝贡礼仪。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恍如隔世，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而西方第一强国的英国使臣却向这一传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清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