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跟孟子抱怨道："我治理国家是尽心尽力，河内遇到饥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灾区。当河东发生灾荒的时候，我也一样的救助。再看看邻国的君主，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可邻国的百姓并不见减少，我的百姓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如何提高人口，是当时的君主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在稳定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才头疼人多的问题，在各国混战的时代，统治者关心的是如何提高人口。人口越多，相应的这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也就越强，生产力强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强，经济能力强才能组建庞大的军队，所以战国时期的变法，第一步都是先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改革成功后自然会伴随着军事的崛起。所以梁惠王问了孟子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如何提高人口。
《孟子》
孟子解决问题的法宝向来就是"仁政"和"王道"这两样，对待人口问题依然如此。在孟子看来，不施行仁政还想让人口增加，简直是妄想，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只有实行仁政，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密网不下到池塘里、按一定的季节入山伐木，让老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然后发展种植、畜牧、兴办教育，让七十岁的人都能够穿上丝织品、吃上肉食，百姓没有挨饿受冻的，这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施行什么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邻国的人自然会投奔而来。如果不施行仁政，猪狗吃人所吃的食物，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道开仓赈济。也就是把人祸说成是天灾，那这和拿刀把人杀死后，说"杀死人的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不同？
这种"保民而王"的主张，实际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体现。在两千年前，孟子竟然有如此"民本"思想，不得不让后人佩服。孟子说的没有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在人口可以自由迁徙的战国时代，这样的国家肯定对广大的人民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说的好听不等于好用。因为孟子的这套方法只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才有效，在强敌林立的战国时代，谁会给你施行"仁政"和"王道"的机会呢？所以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在生死存亡的危及时刻，肯定是要选择疗效好、见效快的方法，于是鼓励生育成为了最简单实用的方法。
《国语》
早在春秋时期，战败后的越王勾践就实施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勾践灭吴篇》里详细记载了具体条例措施：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
最终越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动用5万的精兵悍将，最终灭亡了吴国，可见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于国家的意义。在经历过几次大败（石门之战被秦国斩首6万余人，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两次大败更是尽失魏国主力魏武卒）的魏惠王，估计也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准备做越王勾践第二，所以才向孟子请教如何提高人口。孟子的方法并非迂腐，只是见效太慢，毕竟战国的环境不允许魏惠王有能像春秋时期一样休养生息，春秋时期的战争还属于称霸战争，对方只要臣服于自己，没人会像流氓一样死缠烂打，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多少还有些君子风度。但是到了战国时代，规则已经变了，称霸战争已经变成了兼并战争，不是争出胜负就可以，而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状态，各国之所以寻求变法，就是要加速自己的强大，虽然可能有副作用，但当时管用就行，在轻敌林立的时代，能活下来才是第一要务，至于能活多久，那就顾不上了。
《韩非子》
于是见效快的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大放异彩。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竟然感叹人口太多带来了社会治安问题："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从人口这个侧面就能看出秦国必然会统一六国。从秦统一六国动用军队的数量就能看出来，法家已经把秦国的人变成了生殖的机器，这对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到了大一统的时代，法家这种赤裸裸的重"利"思想就太露骨了，而且过剩的人口会带来系列的社会问题，关键什么都讲"利益"的法家思想也过于蛊惑人心，就像孟子所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利益，那谁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呢？这句话点醒了后世的帝王，所以后世的帝王都给法家披上了一件儒家的外衣，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的好看，这也就是后世的统治者为什么都外儒内法的原因。
